可以玩滚球的网站

欢迎访问可以玩滚球的网站
民革传承首页 > 民革传承

民革领导人传:宋庆龄

时间:2016-08-10   来源:省委会宣传联络部

    宋庆龄(1893—1981)民革名誉主席

    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她早年追随世纪伟人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她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是孙中山思想最坚决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的高尚情操深为全体人民所爱戴。她维护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孙中山的亲密战友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与孙中山交往,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受家庭的熏陶,宋庆龄从小就萌发了爱国革命的思想。她7岁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5岁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曾担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1911年11月,她在学生文学杂志上发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一文,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政治、教育、社会改革方面对中华民族的良好影响。此时,虽然她年仅18岁,但思想敏锐,视野开阔。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宋庆龄非常振奋,她热情洋溢地写下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在学校里,她撕掉清朝的龙旗,挂上父亲寄来的新国旗,高呼拥护共和国的口号。1913年,她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离开美国到达日本东京,拜访了职业革命家孙中山。

    1914年6月,宋庆龄接替姐姐宋霭龄的工作,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此时处于逆境中的孙中山正在总结二次革命的失败教训。宋庆龄积极帮助孙中山工作,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电函、提供资料、管理经费以及其他日常工作。由于她工作得非常出色,逐渐成为孙中山得力的助手。在工作中,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宋庆龄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在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她增强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孙中山非常信赖她,把通讯密码交给她保管,并委以一些对外联系工作。共同的革命理想,共患难的斗争生活,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彼此更深的了解,他们默默地相爱了。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排除来自家庭和世俗的干扰,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结婚。婚后,她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并协助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在工作繁忙的日子里,孙中山运筹帷幄,心力疲惫,宋庆龄竭尽全力为孙中山排忧解难。她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孙中山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工作中也挑起了更重的担子。1916年5月9日宋庆龄协助孙中山起草了著名的讨袁檄文《第二次讨袁宣言》。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又起而代之。孙中山不屈不挠继续革命,坚决维护政治民主。宋庆龄随同孙中山奔波于上海、广州、桂林之间,进行护法运动。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回顾辛亥革命胜利后的7年:山河依旧,战乱不已,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痛心疾首,痛定思痛。宋庆龄协助孙中山认真总结三十余年的革命经验和教训,探索把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孙中山完成了《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孙文学说》等巨著。

    1919年春,宋庆龄和孙中山一起热情支持进步青年,支持五四运动。7月她代孙中山起草致广东政府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代表,指出: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不惟为粤人所共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挥师进军广西,讨伐桂系军阀。宋庆龄发动广州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她亲赴梧州前线,给官兵们以极大的鼓舞。仅短短3个月时间,两广就统一了。

    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宋庆龄毅然坚持留下,吸引敌人的注意,以便让孙中山安全离去。她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关键时刻,宋庆龄充分表现出她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孙中山一心拯救中国,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探索。他从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看到希望。宋庆龄与孙中山一起研究俄国革命,进而与列宁联系。他们会见了苏联代表马林、达林、越飞,也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林伯渠。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孙中山开始觉悟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形成了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思想,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宋庆龄理解、赞成孙中山,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全国的和平统一和经济建设,应冯玉祥的邀请毅然北上。宋庆龄深知,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对孙中山的革命恨之入骨,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她支持孙中山的决定,陪孙中山一起北上。由于旅途辛劳,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到达天津便肝病发作。宋庆龄守在病榻旁日夜护理。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临终前嘱托宋庆龄替他访问苏联,完成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宋庆龄强忍悲痛答应了他。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勇敢镇静地处理后事,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执著的追求和革命斗争的挫折使宋庆龄逐渐成为成熟的政治家。“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她对上海《国民日报》的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实为第一次。”号召群众把这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不久,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省港大罢工,支持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宋庆龄获悉后,发表了《为力争两广关于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的文章,赞扬这场斗争是“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

    国共合作,从开始酝酿起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内右派的反对。孙中山逝世后,右派更加猖狂起来。他们不但联合国内外反动势力向革命进攻,而且卑鄙地暗杀了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廖仲恺。对此,宋庆龄极为悲痛和愤慨。她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承先志,竭力进行”。国民党右派一再拖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宋庆龄果断地依靠共产党,支持吴玉章出任大会秘书长,采取非常措施筹备大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紧密团结共同努力,使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重申了三大政策,惩处了西山会议派。正如吴玉章所说“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固住”。宋庆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且表现出非凡的胆识与才干,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与拥护,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3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与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全国掀起了革命热潮。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为临时党政最高机构。为了配合北伐,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宋庆龄,开办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妇女革命军;为了支持北伐,宋庆龄与何香凝一起发起组织“北伐红十字会”,在困难的情况下筹款、购药、组织救死扶伤的工作。

    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捕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怒。她与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产党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尽,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号召革命军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孙)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14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分共”,叛变革命。宋庆龄义愤填膺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指出,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政府“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虽然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宋庆龄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

    国际进步运动的领袖

    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宋庆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当天,她和毛泽东等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了宣言,并和邓演达、周恩来等25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为了履行孙中山的嘱托,为了寻求革命胜利的道路,8月底她赴莫斯科访问。在莫斯科,宋庆龄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再次表达了中国国民党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态度。在苏联访问期间,她时刻关心着国内外局势,连续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青年与革命》和《妇女与革命》等文章。1927年12月,由宋庆龄、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的第一次反帝同盟大会在比利时举行。这次大会是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和平大会。会上宋庆龄发表了重要讲话,并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在追求和平、追求进步,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宋庆龄不仅成为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成为国际进步运动的领袖。

    1929年4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遗体由北京移往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的奉安大典。蒋介石本想借此争取宋庆龄,捞取政治资本,以便拉大旗作虎皮。宋庆龄洞若观火,她在起程回国前就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奉安大典后,宋庆龄到欧洲旅行。在柏林居住期间,她潜心研究孙中山遗著,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她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她一起研究的还有邓演达。他们在研究学习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客,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只是受了一些挫折;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同志团结起来,把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邓演达出面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反蒋活动开展得颇有成效。特别是这个组织的机关报《革命行动》痛快淋漓地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对南京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宋庆龄知道蒋介石心黑手辣,一再提醒邓演达:“你写文章宣传革命要当心呀,汪精卫像条狗汪汪叫;你可别冒犯了蒋介石,他会找你麻烦,你不可以暂时避开吗?”邓演达不愿意放下工作,只答应宋庆龄,尽量谨慎从事。果然,事情被宋庆龄言中了。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坊20号对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的结业学员讲话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宋庆龄找到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狡猾地把事情推到何应钦身上。宋庆龄积极营救邓演达,蒋介石深恐夜长梦多,无法收拾局面,1931年11月29日深夜,命令他的侍卫长王世和率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杀害。邓演达的被害使宋庆龄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她奋笔疾书写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章《宋庆龄之宣言》。她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由于背叛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和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为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宋庆龄的宣言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民主派认清形势起来斗争。

    反对妥协的抗日中坚

    继“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后,猖狂的日本侵略者又侵犯上海。驻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违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著名的淞沪抗战爆发了。宋庆龄闻知,日军叫嚣48小时占领上海;而蒋介石、何应钦又一再压制19路军,不许19路军反抗,她感到情况万分危急。她积极行动,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吴淞前线慰问正在激战的19路军官兵。在前沿阵地,敌人的飞机不时地扫射,宋庆龄镇定自若。她向战地记者发表讲话,高度赞扬19路军抗战的英勇行为。她鼓励将士们:“守吴淞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宋庆龄在国民党将士中威望极高,她的支持坚定了19路军抗战的决心。日军屡遭抵抗,三易主帅,多次增兵,仍无法得手上海。全中国都振奋了。人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19路军。宋庆龄携带慰问品一次又一次到前线慰问,并和何香凝一起创办了伤兵医院。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投降政策,拒不增援,坐视19路军孤军奋战,弹尽粮绝。淞沪抗战最终以签订屈辱的“淞沪协定”而结束。宋庆龄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高度赞扬19路军的抗战精神,严厉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她一针见血地指出:19路军的英勇抗战表明,中国不特未因抗战而亡,反而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而日本的暂时胜利,只能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覆亡而已”。一位美国记者,为宋庆龄在上海抗战中的事迹感动不已,他说:“孙中山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英勇,不畏强暴,极力宣传抗敌救国,卓有成效,举目环球,无与伦比———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不但号召国内人民起来抗战而且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全世界呼吁。她的呼吁引起热烈的响应。世界反帝大同盟总部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高尔基在《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夫人宋庆龄呼吁》一文,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伟大的事业。为了切实帮助中国抗日,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在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组织起世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联合阵线。5月4日他们发表《向各国劳动者宣言》,邀请宋庆龄出席“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虽然宋庆龄因故没能出席这个大会,但仍然被会议选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名誉主席。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却疯狂地迫害残杀革命者。1932年夏,宋庆龄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用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营救被称为政治犯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宋庆龄明确地阐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为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决定派出以巴比塞领导的代表团来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准备以正义的立场揭露事实真相,进而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会议。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这件事,决定与宋庆龄共同筹备迎接调查团。经与宋庆龄商议,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的各级党组织全力进行这项工作,由宋庆龄出面公开筹备。8月18日,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一行4人来到上海。国民党政府害怕世界舆论,不准他们上岸。宋庆龄蔑视他们的卑劣行径,亲自上船去欢迎这些主张世界和平的反帝战士。中国共产党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欢迎国际代表的到来。9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在会上她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她理直气壮地指出:“反动的武装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她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这次大会正式成立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宋庆龄被推举为主席。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宋庆龄赞成这个纲领,带头发起拥护“六大纲领”的签名运动。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全国各阶层、党派及海外华侨都热烈响应,公开赞成签名的达十万人以上。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尝试,也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力推动全面抗日的重要一步。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国民党及一切愿意参加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部队,共同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宋庆龄拥护《八一宣言》,赞成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条件。不久,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冲击下,蒋介石一面继续“剿共”,一面准备找共产党谈判,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为此,蒋介石派人与共产党接触,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即是蒋介石委派的联系人之一。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将信息传给中国共产党。宋庆龄虽然早已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但她认为国共谈判符合中共的《八一宣言》,对国家民族有利。她派董健吾到陕北直接把信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写了回信。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宋庆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先架起合作的桥梁。

    1936年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热诚地支持他们,并担任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国民党当局害怕救国会所发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会危及自己的统治,11月22日深夜,秘密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宋庆龄怒不可遏,与何香凝及上海文化界人士一同发起历史罕见的“救国入狱运动”。在《救国入狱宣言》中,他们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挽救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国民党当局策划“七君子事件”是想扼杀救国会,镇压抗日运动。宋庆龄领导的“救国入狱运动”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政策使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军政人员感到不满。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不愿看到中华民族自相残杀,使亲者痛、仇者快。他们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同意张、杨二将军的主张,但为了避免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挑起内战,她认为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多方努力,“西安事变”顺利地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同意抗战,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实现全民族的抗日,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第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会上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李烈钧等13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作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她明确提出,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经过激烈的斗争,这次会议原则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进行谈判。11月,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宋庆龄又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她说:“过去国共分裂这一段悲惨历史,却仍然值得我们的记取。国民党同志应该谨慎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

    “保卫中国同盟”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她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威望,呼吁国际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援助中国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到1938年6月,她多次发表广播演说或写信。在她的呼吁下,许多国家的进步团体和友好人士纷纷响应。白求恩就是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医疗队来到香港与宋庆龄接洽的。宋庆龄知道,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条件最艰苦,因此介绍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而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接着又有一些外国医疗队和华侨组织的抗日团体志愿来华支援抗日。另外各种捐款和物资也源源而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际援助往往不能有效地运用在抗日上,尤其是捐来的钱和物往往中饱某些官僚的私囊。为了克服这一弊病,宋庆龄联系尼赫鲁、冯玉祥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一、在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这个组织在香港设总部,在上海、广州等地设分会,宋庆龄亲任主席。“保卫中国同盟”在抗日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把从全世界募集的医疗设备、药品、钱及其他物资送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人民的战斗。

    宋庆龄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抗战期间她除了发表一系列的电函和文章外,还请国际友人采访撰写反映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报道。这些宣传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和需要。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说服力。她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及他们血腥和非人道的破坏行为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此,“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她提出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在她的努力下,美国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等各种援华团体纷纷成立,到1940年2月,这样的团体在世界上达到一百多个。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以七万多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几千抗日将士惨遭杀害。宋庆龄得到消息后非常愤怒。她通电正告蒋介石:“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动。”与此同时,她积极营救叶挺将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离开香港到重庆。在重庆她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继续为抗战服务。

    民革名誉主席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2月她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宣告:“保卫中国同盟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医治八年抗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基金会计划:一、在解放区和边区筹建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二、在边区筹建10个托儿所和孤儿院;三、援助贫病作家;四、创办实验农场和制药厂。

     “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彼此对时局的认识完全一致,相互间非常尊重。宋庆龄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认为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而且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宋庆龄把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放在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宋庆龄和基金会的帮助下,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了。1948年解放区有8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国际和平医院分院。据不完全统计,福利基金会给解放区的捐款达20亿旧币(不包括药品和物资)。

   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她大声疾呼:“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制止。”她的声明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响应。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发表谈话,赞成宋庆龄的声明,认为为了促进和平,美国应放弃军事干涉中国。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些报刊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宋庆龄的声明。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解放区、国统区,工商、文化、新闻,全国上下,各行各界都响应宋庆龄的声明。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运动开展起来了。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停止了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国民党陷于政治上空前的孤立。

    1947年秋,国民党民主派为团结自救,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决定实现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建期间,李济深在上海新雅酒家与宋庆龄会面,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当即表示支持。在香港的筹备会上,大家认为民革的最高领导非宋庆龄莫属,因此,李济深、何香凝等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委托朱学范与在上海的宋庆龄联系,请她出任民革中央主席。信中表示:“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宋庆龄非常赞成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认为自己身份特殊,在国统区继续开展工作比参加民革对革命更有利。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会上宋庆龄被推举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民革中央主席。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感激中国共产党的盛情,立即复函中共中央:“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她写道:“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8月,宋庆龄北上到北京。10月1日,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尊敬她,全中国人民爱戴她。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她被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面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她满怀热情。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新中国百废待兴,宋庆龄不负人民的重托,积极投身到紧张而繁忙的国务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经常就国内外重大问题与她交换意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更好地制定方针政策,宋庆龄经常到基层视察,1950年视察了东北三省,1951年视察华北,以后又相继视察了上海、江苏等地。1954年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作了题为《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发言。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她就视察所了解和研究过的粮食统购统销、工农联盟、增产节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后,她亲自到云南参观合作社,征求全社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意见。视察后,她向人大提出报告。她认为:云南应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除可以发展粮食生产以外,还可以大大地发展经济作物,如烤烟、甘蔗、木棉、咖啡、麻、香蕉、蚕桑等”。她特别指出:“如何贯彻执行发展云南交通的计划,特别是修昆明铁路的计划,和大力提高技术,发展与农业相适应的工业是发展云南经济的重要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宋庆龄不辞劳苦,认真调查研究,对于国家的建设、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做出了很大贡献。

    宋庆龄立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关心和支持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帝国主义进行核试验,宋庆龄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1950年11月,她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1952年为反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宋庆龄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联名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共同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一倡议得到热烈的响应,共有37个国家、344名代表、45名特邀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美国人民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宋庆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任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同年12月,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会上她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发言。她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与马来西亚的战争;她要求停止一切战争准备,立即切实地裁减军备,把金钱和物质用于人民福利;她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一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不得侵犯他国领土。她的发言博得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受到代表们高度的重视和认同。

    1955年,宋庆龄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1956年她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她长期承担国家的外事工作,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贵宾。她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增进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慈爱、善良,一直以大量的精力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她认为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战争时期她为救助妇女儿童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为新中国妇女提出了新任务:首先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的工人”;“其次是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真正实现中国宪法所赋予妇女的各种权力”。

    宋庆龄对中国儿童倾注着极大的爱心。她关心儿童的健康。注重儿童的教育,她认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1964年宋庆龄发表题为《把培养革命后代的责任担起来》一文,她指出:“离开教育,即使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不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幼苗纵然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细心的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修枝,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会先后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儿童艺术剧院和少年宫等儿童教育基地。1981年5月,宋庆龄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依然关心着儿童。她接连发表3篇文章《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我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她的关怀和爱护使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健康成长。

    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宋庆龄在政治上始终与共产党保持一致,是真心关心、爱戴中国共产党的朋友。1965年在总结全国解放16年的成绩时,她毫不讳言地提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是最重要的,而在这方面,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认为,共产党的党员和它的拥护者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以孤立顽固的敌人。他们必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必须谦逊,必须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并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无论在思想上、精神上或物质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存在任何距离。在工作和学习中,他们都要遵循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就提出的口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此时正是1965年12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宋庆龄显然是发现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地提醒中国共产党。在十年浩劫期间,宋庆龄深居简出,时刻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虽然经历劫难,宋庆龄始终坚信共产党,始终在积极思索产生这样灾难的原因,杜绝产生灾难的办法。1979年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是“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她提议,一定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一定要为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医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并且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在政治上,宋庆龄是敏锐而富有经验的。她的诤言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益的。

    祖国统一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宋庆龄的最大心愿。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一直在运用自己的特殊影响,为和平统一祖国默默地工作。197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日子里,她发表文章说:“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虽然政见不同,但宋庆龄始终怀念他们、关心他们。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