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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领导人传:郑洞国

时间:2016-08-10   来源:省委会宣传联络部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1962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

 

  郑洞国早年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东征、北伐。“九?一八事变”以来,先后参加过长城抗战、徐州会 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等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是参加抗日战争较早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也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军事 将领之一。

 

  东征中,既是党代表,又是敢死队员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定琼粗通文墨,为人刚正,极重传统礼教。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 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 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 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 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 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 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春,郑洞国听说广东革命政府要创办军官学校,正在招收学生。他自幼就敬仰孙中山先生,又素有从军志向,遂不顾老师和家人的一再劝阻,偕同 学、同乡数人毅然前往广州应试。但他们赶到广州时,黄埔军校招生报名期已过。幸赖有湖南同乡黄鳌,为防一次考不中,先后报了两个名。经黄氏同意,郑洞国顶 冒他的名字参加考试,结果被录取。

 

  考入黄埔学校第一期后,郑洞国恰巧与黄鳌同分在第二队,结果出现了这样的笑话:出操点名时,队长叫到黄鳌的名字,两个人同时应声而答,引得同学大笑。 此事对郑压力甚大,不久他向队长如实汇报了事情经过,请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但校方表示谅解,并将他的名字更正过来,这样,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 地。

 

  在军校里,郑洞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革命理论,扩大了政治视野。同学中,王尔琢、黄鳌、贺声洋都是共产党员,因同是湖南同乡,与郑洞国过从甚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924年6月,郑洞国和其他同学一道,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同年10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广东革命政府指挥黄埔学生军、部分粤军和工农赤卫队迅速消灭了这股反动势力。战斗中,郑 洞国所在的排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警卫任务。同年11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建立党军教导1团和教导2团。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大部分提前毕业,充任部队基层干 部。郑洞国因成绩优异和思想进步,被派往教导1团第2营第4连任党代表。

 

  1925年2月初,为消灭军阀陈炯明势力,广东革命政府兴师东征。担任右翼军的党军教导1团、教导2团首先与敌激战于淡水。郑洞国报名参加了由10名 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率先登城,将敌击溃,在后续部队支援下一举攻占该城。由于教导2团第3营党代表蔡光举在这次战斗中牺牲,郑 洞国不久奉命接替了蔡的职务。3月,党军与兵力十数倍于己的敌悍将林虎部再度大战于棉湖,郑洞国和营长金佛庄指挥部队担任侧翼掩护,与敌恶战终日,阵地屹 立未动,有力地保证了整个战役取得胜利。之后,该营又随主力乘虚袭占林虎老巢五华、兴宁,林虎仅以身免。第3营因“英勇善战,勋绩灿然”为第2团获得“党 军荣誉旗”。

 

  1925年初夏,驻扎广州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欲以武力颠覆广东革命政府。驻于梅县的党军主力迅速回师平叛,第3营出色地完成了强攻龙眼洞、观音山、瘦狗岭、广九车站等艰巨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1925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挥师东征。已请假回湖南家乡探亲的郑洞国听到消息后,急忙赶赴广州,但因交通阻塞,直到11月才到达前线。这时 东征战役已基本结束,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郑洞国为潮州野战医院党代表;次年春又亲自向蒋介石举荐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8团第1营营 长。

 

  北伐因功受嘉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10月,郑洞国所在的东路军为策应湘、鄂、赣战场北伐军主力作战,由广东进入福建向孙传芳部队进攻。东路军 首仗打败敌将周荫人,克永定城。是役,郑洞国率部担任主攻,因指挥坚决、果断而受到上级嘉奖。随后,东路军乘胜追击窜至广东松口一带企图断我后方的敌军主 力,并将其全歼。仅第1营就在这次战斗中俘获敌人、枪各千余,再次立下功勋。同年11月,郑洞国升任第3师第8团团长。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 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 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

 

  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 霞山阵地,曾向英海军坚决回击。通过这次事件,郑洞国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是国民革命的凶恶敌人,若不将这些列强势力驱逐出中国,则中国革命断无成功之 望。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众。稍 后,蒋介石、胡汉民等抵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在军队中大肆“清党”。郑洞国的许多亲密战友和同志,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他本人也因平时言行进步而一度 上了黑名单。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向右转,实现“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面对蒋汪之流的疯狂“清党”反共,郑洞国虽曾十分疑惑和不满,但基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缺乏深刻的理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追随蒋介石的道路。

 

  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 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

 

  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 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

 

  这期间,郑洞国的家庭遭到了很大的不幸。1930年夏他在前线与冯阎军队酣战之际,其元配夫人覃氏因患伤寒症在武汉故去。半年后他的父亲在护送覃氏灵柩回乡安葬途中,于湘西津市附近遭土匪杀害。

 

  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 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 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 任第2师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驰援古北口 血战台儿庄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三省后,又悍然大举侵入热河,直逼长城各口。2月,郑洞国所在的 中央军第17军(辖第2、25、83师)奉命驰援古北口前线。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现在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 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军因在喜峰口方面屡受中国军队第29军打击,无隙可乘,遂移兵古北口,欲集中优势兵力 一举击破中央军,以达到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逐步控制华北的企图。4月中旬之后,日军又将滦东兵力逐渐移向古北口,同时附有强大的空军、炮兵和战车等 部队。而中国方面兵力却十分薄弱。

 

  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全旅官兵,抱定必死的决心,反复冲杀,几度使阵地转危为安。中国军队以劣势装 备和兵力顽强抗击几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给日军以重创,粉碎了日军“一星期内攻下南天门华军阵地”的预言。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 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 2师退驻北平。

 

  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 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

 

  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 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 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在庐山训练团受训的郑洞国奉命返回部队,率第2师开往河北保定驻防。 9月22日,日军精锐的第1军3个师团逼近保定,与担负满城、漕河、保定一线防御的第52军(辖2师、25师)、陕军第17师激战。保定会战正式拉开序 幕。郑洞国率部固守保定城和漕河一线阵地,多次击退日军疯狂进攻,予敌重创。23日晨,中国军队在满城一线的阵地被突破,友军相继撤退。入夜,第2师后方 机关亦被敌人冲散,保定成为一座孤城。郑洞国在与上级和友军完全失去联络、后方为日军骑兵包抄的情况下,继续率孤军同日军血战一昼夜。24日晨,日军对保 定城发动全面进攻。不多时,保定城即被攻破。城破后,郑洞国仍指挥部队与敌巷战,最后被迫弃城突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 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 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初,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线,攻克战略重镇徐州,集结重兵沿津浦路南北两段大举进攻。在南线受阻后,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共五六万兵力,分由津浦路北段和台潍公路南下,会攻徐州。

 

  根据第五战区长官部的部署,郑洞国所在的第20军团(辖第52军、85军、13军110师及1个独立骑兵团)奉命火速开往鲁南运河以北地区实施战略展 开,拟于临城东西之线歼灭津浦路正面冒险轻进之敌。3月18日晚,郑洞国率第2师主力赶至徐州,这时战局发生突变: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已攻陷滕县,川军 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以下2000余官兵全部阵亡。日军先头部队正与先期越过运河的85军激战,不断向运河逼进。考虑到军团主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 临城之线集结歼敌的作战计划,而且即使军团主力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可能因立足不稳而为敌各个击破,这样连徐州亦将不保,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 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决定迅速率师主力开抵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19日午后2时,第2师主力到达运河南岸利国驿车站,发现 日军已夺占北岸韩庄,其步兵千余在战车掩护下正欲强渡运河,郑洞国当即命令部队跑步沿运河南岸布防,集中配属该师的重炮营和全部轻重火力,隔河猛烈射击, 予敌很大杀伤,暂时遏制了日军的攻势。此后又几次挫败了敌援军强渡运河的企图。入夜,日军被迫以主力东移,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 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 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 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 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 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 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 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 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 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

 

  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 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其间,郑洞国调离第2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高参。同年12月,郑洞国升任第 98军军长,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攻克昆仑关 缅北大反攻

 

  1938年底,国民政府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组建(后番号改为第5军)。军长徐庭瑶、副军长杜聿明认为郑洞国处事稳重、善于带兵打仗, 特请调他任该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徐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 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 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 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两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 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 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 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 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 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昆仑关一役,日军第12旅团基本被全歼,包括 旅团长中村正雄在内的85%以上的军官被击毙,士兵约有4000多名阵亡,被缴获的军用品和弹药堆积如山,不计其数。昆仑关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攻 坚歼灭战的空前胜利。中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嘉奖,犒赏第5军全体将士,给杜聿明、郑洞国等人授勋。另外,在这次战役中,令全军将士最为感动、斗志倍增的是, 正当前线酣战之际,昆仑关附近的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将家中仅有的酒、肉、粮食、蔬菜等统统拿出来劳军。而昆仑关一带因土地贫瘠,所产甚少,百姓生活本身 就极为贫困。因此,军长杜聿明曾严令士兵不得扰民。但是百姓却不顾生命危险执意前往送炊,虽经再三辞谢亦不肯罢休。无奈,为了百姓的安全,郑洞国只好下令 收下,同时要求百姓不要再来。

 

  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升任新编11军军长(后番号改为第8军),不久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守后,该军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沿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 之久,几次击退日军的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为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郑洞国亲自率军由江陵东南渡江出击,一路歼敌甚众,并按作战计划切断了沙(洋) 宜(昌)公路和敌后方水上交通。后因宜昌未能攻下,才奉命主动撤回原防。

 

  在作战闲暇,郑洞国注意加强部队的爱国爱民教育,同时举办培训班轮训各级干部,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使第8军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纪律亦比较严明的一支部队。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 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 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 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 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 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 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 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 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 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 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 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 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 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 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 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 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最高军功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 员。在重庆期间,郑洞国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重庆的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 绩,使国内人民和将士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 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3 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走向新生的光明道路

 

  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战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认为,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但是,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 国急需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去了。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 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 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解放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 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 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 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 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

 

  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解放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 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解放军再度渡 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解放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 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郑洞国奉命指挥53 军先攻取本溪,解除解放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解放军主动撤退,四平街 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

 

  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并切断了北宁路交通,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 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 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

 

  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 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 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 经  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 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 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 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解放军改远困为近逼,加紧围城, 城内的日子更加难过,不少百姓饿毙街头,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 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 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 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 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 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亦放下了武器,长春获得了解放。郑 洞国和他部下的官兵们,从此走上了新生的光明道路。

 

  为祖国统一大业做贡献

 

  长春和平解放以后,郑洞国一直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优渥待遇。在党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刻地认识到过去20多年所走 的是一条违背自己爱国初衷的错误道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自1952年6月始,他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 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机要工作。之后不久,郑洞国 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毛要在中南海家中宴请郑。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同郑洞国拉起了家常,消除了他心中 的紧张、拘谨情绪。同座相陪的还有贺龙、叶剑英等人。毛泽东告诉郑洞国,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 人民为师,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毛泽东的话语给了郑洞国很大的启发和鼓励。从此以后,他谨记毛泽东的话语,认真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真正走 上了一条爱国和革命的道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郑洞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积极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目睹祖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感到无比振奋。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 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古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 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 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一生是经受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尽心竭力,不断奋斗、不断进步的一生。

 

  1991年1月,郑洞国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