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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领导人传:朱学范

时间:2016-08-10   来源:省委会宣传联络部

  朱学范(1905—1996),曾用名朱屏安,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一、三届中央常委,第四、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

 

  朱学范是近代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为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和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朱学范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积极创建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朱学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的部长,为创建新中国的邮电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劳工运动的青年领袖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十),朱学范出生于上海老北门城红桥附近的一户姓朱的职员家中。父亲叫朱寿山,朱学范排行第七,取乳名为“七官”。学名为朱屏安。1911年,6岁的朱学范开始上学读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烈火燃到上海后,只有15岁的朱学范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演讲和抵制日货运动。1921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后,进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读了一年三个月的英文。

 

  朱学范从小就感受到上海工人的苦难生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在心坎里埋下了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憎恨。在他17岁那年,由于父亲朱寿山已失业,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他不得不辍学当了一名工人。仅仅干了一年多,就累得吐血,结果被外国老板解雇。1924年,他参加了上海邮局招工考试,被录取,成为一名邮务生。朱学范虽然捧上了“铁饭碗”,但在邮政系统,他进一步看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横行无忌。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工人谋求福利,争取权益。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朱学范积极参与和组织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指挥这场斗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李立三。从此,朱学范开始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生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先后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朱学范和其他邮务工人一起,积极投入了起义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到极大的摧残,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朱学范在躲过了风声之后,仍留在邮局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为了更好地组织工会,保护工人利益,朱学范于1928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32年,朱学范参与发起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筹委会原定于7月15日,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务总工会成立大会。因国民政府的阻挠,改为于7月25日在南京举行全国各地邮务工会联席谈话会。朱学范作为上海邮务工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全国邮务工会为维护邮工的利益曾进行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朱学范组织上海邮局工人支援抗战,并组建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还组织了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当地邮工纷纷迁到关内,得到了各地邮局的安置。朱学范还代表全国邮务总工会对他们进行了慰问。1933年,朱学范同赵树声、易礼容在上海工人、店员中开始组织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勇进队”。朱学范自己担任勇进队队长。同时创建了勇进半月刊杂志。勇进队的主要活动,除了平时进行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参加、支持了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并创办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工会活动,每日发布关于工人运动的通讯稿。1936年元旦,朱学范在《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劳工运动之前途》,认为“我们劳动阶级,在国家无事之秋,是站在民族工业的前线,以与资本主义者奋斗,而为发展国民经济之前锋;一到了国家非常时间,我们又站在民族的前线,以与帝国主义者奋斗,而为复兴民族之大众集团”。

 

  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代表

 

  1936年6月,朱学范参加了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随后应邀在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参观。这次参观,苏联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和劳动热情,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1937年4月,国际劳工组织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纺织工业会议(即第二十二届国际劳工大会)。6月,在日内瓦召开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国民党政府派朱学范出席这两个会议。由于朱学范在1936年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的活动,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国民党政府认为让朱学范再度出席大会,人地两熟,还可不再派充当翻译的人,省掉一笔外汇。为了出席纺织工业会议,朱学范在会前对中国的纺织工人的处境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1937年3月18日,朱学范从上海乘轮船前往美国。4月2日,朱学范出席了国际纺织工业会议,在大会上发了言,着重指出阻碍中国纺织工人改善劳动条件的原因。朱学范的发言,使国际劳工界初步了解到中国纺织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工资收入的情况。

 

  在国际纺织工业会议结束后,朱学范在美国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华盛顿,朱学范访问了美国煤矿工会主席约翰,罗维斯和他的弟弟爱?第?罗维斯。访问了美国劳联主席维林?格林和产联主席菲立浦?莫莱。这三个工会是美国工会中的台柱,有很大权力。在纽约,朱学范访问了妇女成衣工会主席勃伦倍,她陪朱参观了工人诊疗所和休养所。还访问了海员工会主席柯伦。在费城,朱学范访问了纺织工会主席弥尔莱?维,参观了一些工人的福利事业。在参观访问中,给朱学范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美国组织工会的自由和它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朱学范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中国工人必须有组织工会的自由,要组织全国性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使工会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美国,朱学范还拜访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白劳德等人,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劳工运动和中国抗战的情况。

 

  同年6月,朱学范从美国到日内瓦出席第二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在这届大会上,朱学范认识了法国总工会副书记弗拉商、丹麦总工会主席詹森、瑞典总工会主席安德森、美国马萨诸塞州劳工联合会司库瓦特等新朋友。

 

  国际劳工大会在正常情况下是每年举行一次,朱学范连续出席1936年和1937年的大会,得到了各国劳工代表的支持,在第二十三届大会上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候补理事,成为中国第一个被选举进理事会的劳方代表。

 

  中国工人团结抗战的组织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朱学范正在返国途中。在从马赛启程的邮轮上听到了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心情非常激动。当时,轮船的餐厅里,原来安排朱学范同日本乘客同桌,朱就向餐厅主管提出,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敌国,我不愿同敌国的人坐在一起吃饭。于是,主管就安排朱学范在另一个桌子用餐。8月7日,到达上海后,朱学范就通过杜月笙等人,开始组建工人抗日武装———别动队。他亲自担任了别动队第三队队长,进行抗日的武装斗争。上海失守后,朱学范离开上海到达香港。

 

  1938年2月7日,朱学范从香港前往武汉,组织工人进行抗日斗争。他先后会见了周恩来、徐特立等中共代表,并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廖似光进行了接触,他赞成廖提出的共同筹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主张。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中国工人抗敌总会未能成立。虽然如此,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存在的近两个月,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工会的公开合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今后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团结,争取成立全国工人团体的领导机构,奠定了一个基础。

 

  1938年6月2日,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新建国际联盟大厦会议厅开幕,朱学范为劳方代表出席会议。朱学范在会上当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武汉失守后,中国劳动协会于1938年7月从武汉迁到重庆。在九道口租一间房子作办公室,两名工作人员,靠国民党社会部拨给为数很少的一点经费,借以维持。

 

  1939年6月8日,朱学范仍以中国劳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得到了各国代表的同情和支持,日内瓦和英、法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西欧人士开始重视中国的抗日战争。朱学范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两个提案,一个是呼吁世界工人一起抵制日本货和罢运军需用品到日本。另一个是请国际劳工局调查中国沦陷区工人的苦难情况公诸于众。大会对中国沦陷区工人的苦难情况,表示同情。就宪章而言,国际劳工大会应责无旁贷,进行调查。但是国际劳工局负责人认为中国沦陷区是在日本军队占领之下,而日本已退出国际劳工组织,无法进行交涉,所以前往调查,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劝告朱学范自动撤回此案。朱学范为顾全国际劳工组织的处境,撤回了此案,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撤回此案,并非默认日本军队的暴行,保留将来再提出此案的权利。

 

  1939年9月,朱学范出席第八届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返回重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实现全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主张,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在重庆,朱学范通过张晓梅与周恩来约好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会晤。在会谈时,朱学范提出,在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周恩来表示,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朱学范立即表示欢迎。12月8日,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当选为理事长,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廖似光为代表出席了这届年会,廖似光当选为劳协的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协会成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就为以后劳协同解放区工会的进一步合作特别是为共同参加国际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根据。

 

  1941年10月,朱学范作为劳方代表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非常会议。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强调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敦促各国加强援华抗战的力量。朱学范还举行招待会,宣传中国工人和人民的英勇抗战的事迹,得到各国代表特别是欧洲各国代表的重视。

 

  1944年4月20日,朱学范出席在美国费城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在这次会上,朱学范在28票中以27票当选为正式理事。

 

  1945年11月5日至11月15日,朱学范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中国的邓发作为劳工代表的顾问,也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解放区工会代表第一次参加国际劳工大会。朱学范在会上的发言,强调了迫切需要制定区域公约的意见。

 

  在数次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过程中,朱学范利用一切机会积极争取在海外的中国海员的平等待遇,积极争取世界各国的援华抗战。

 

  1945年2月26日,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朱学范代表中国工会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建立持久和平,建立民主社会,保障工人的权利。这次会议显示了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空前壮大。

 

  1945年6月22日,朱学范在重庆收到邓发的电报,得知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解放区工会代表无法参加世界工会代表会议的情况。接到电报后,朱学范与易礼容一起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了中共代表王若飞,商谈了中国工会组织统一代表团出席于当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大会的问题,并表明劳协的态度,同意解放区工会派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请他转告周恩来。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社的开幕典礼。朱学范陪他们两人参观了福利社、工人医院,并回答和介绍了各项工人福利事业的情况和工人们的反映意见。周恩来同朱学范详细地具体地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朱学范对周恩来提出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9月9日,周恩来给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写信通报了他与朱学范会谈的情况。当天,周恩来给朱学范送来了亲笔信。通过以上交往,朱学范深感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此后,在朱学范的力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虽极力阻挠,但不得不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协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工会组织的封锁。

 

  此时正值重庆谈判期间,在重庆的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对他们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9月10日,朱学范和易礼容受到邀请,到上清寺会见了敬仰已久的毛泽东。朱学范向毛泽东简要地介绍了劳动协会的活动情况,特别表达了劳协同解放区工会合作共同开展国际活动和实现全国工会运动统一的愿望。毛泽东赞许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通过与毛泽东的谈话,朱学范增强了他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在朱学范的帮助下,邓发成功地出席了在同年9月至10月间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发了言。在这次会议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执行委员,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刘宁一当选为世界工联候补理事。此后,朱学范参加了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帮助邓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斗士

 

  1946年1月26日,朱学范和邓发回到重庆。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闭幕,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面对这一形势,朱学范认为劳协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经与易礼容商量后,朱学范决定以解放区工会的八项主张为基础,起草了《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这个文件的发表,在国内劳工界和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遭到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责难和攻击。

 

  2月10日,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朱学范目睹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2月11日,他同李德全、阎宝航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向秘书长吴铁城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时,国民党当局倒打一耙,诬陷劳协是破坏会场的“暴徒”,朱学范是“打手”。国民党重庆地方法院还控告李公朴、朱学范等人“公然聚众强暴胁迫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朱学范和劳协聘请史良等人为辩护律师。法院只开庭审理了一次,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1946年4月8日,邓发因飞机失事遇难。同月下旬,朱学范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单独前往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拜会了周恩来,请示了解放区工会派新代表接替邓发的问题。周恩来同他谈了很多的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解放区工会与中国劳协如何共同开展国际联络和宣传活动,与世界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建立广泛联系的问题。

 

  同年6月,朱学范和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议。6月27日,刘宁一在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了言。当天,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莫斯科著名的圆柱大厦召开了群众大会,邀请朱学范在大会上讲话。会议期间,朱学范和刘宁一还在莫斯科进行了参观访问,又一起乘火车从海参崴回国,乘船到上海。从此以后,刘宁一成为朱学范与周恩来、中共中央的联系人。在劳协与国民党斗争激烈的时刻,在劳协的发展处于危急的关头,刘宁一给了朱学范许多的帮助,使他能够克服困难,走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

 

  国民党当局对朱学范的政治态度和活动越来越仇视,并加紧了对劳协的迫害。1946年8月6日清晨,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头子分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了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动协会分会等单位,并逮捕了福利社主任周颖等干部和工会会员38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六”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学范积极奔赴,动员国内外一切舆论力量,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世界工联、各大国总工会特别是美国劳联和产联发电报,说明了事实真相。国际国内舆论对“八?六”事件反映十分强烈,大大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之外。国民党当局为了缩小事态,把这一事件说成是重庆市总工会同劳协的纠纷,并企图拉拢朱学范。蒋介石还亲自在庐山接见朱学范,逼他就范。在国内外的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劳协的被捕人员,但对朱学范等人仍提起“公诉”,以便为以后迫害朱学范留下借口。

 

  1946年10月,国民党当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于11月1日召开“国民大会”。由于朱学范是国内劳工界选出的“国大”代表,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他参加“国民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谴责国民党违反政协精神。当得知共产党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大会”的原因后,朱学范经过认真考虑,毅然决定不参加这样的会议。这表明,朱学范决心与国民党当局分道扬镳了。不久,朱学范发表《上海声明》,并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从此,劳动协会和朱学范个人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为维护中国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朱学范到香港后,会见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人方方等人,并同民主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国民党当局对朱学范十分仇恨,派特务对朱学范进行暗害,使他遭遇到一次神秘的“车祸”,右肩骨受伤折断。他不得不住进了香港的玛丽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才把伤养好。

 

  朱学范被撞伤的消息由香港《华商报》报道后,全国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凶残手段极为愤怒,慰问电从国内外纷纷发来。在朱学范住院的第三天,周恩来即派刘宁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工会专程从上海到香港慰问他,并携来了解放区工会缴纳给劳协的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继续斗争。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从延安发来了慰问电,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也从巴黎发来了慰问电报。

 

  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中,中共和全国人民给朱学范以有力的支持。朱学范内心非常激动,他更加增强了与国民党独裁专制决裂的决心和勇气。他对刘宁一说:“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周副主席、少奇同志,谢谢同志们!”

 

  国民党当局为了限制朱学范在世界工联的活动,竟吊销了他出国的护照。朱学范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巧妙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成功地与刘宁一起出席了于1947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朱学范在国际的声誉,给他扣上了一个贪污美援的罪名。美国产联和劳联于1947年1月专门派人进行了调查,并到香港会见了朱学范。朱学范介绍了事件的真相。经过调查,调查人员声明,朱学范没有挪用美援,重庆市总工会的控告完全是政治陷害。美国产联为此于1947年2月还专门做出了援华问题的决定:1.产联不再通过劳协分发援华基金;2.朱学范没有乱用资财。中国政府对待朱的行动迫使朱到香港避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

 

  在香港期间,朱学范与何香凝、李济深等国民党元老人物密切接触,参与了民革的创建工作。1947年5月6日,朱学范动身出国。然后经巴黎到捷克参加世界工联会议。不久,又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理事会。7月上旬,抵达伦敦,并在这里向李济深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到欧洲各国的情况。然后,他动身赴美国,在旧金山会见了冯玉祥。两人商谈了关于成立一个革命组织的问题。冯玉祥根据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朱学范代表他回港送给李济深。同年8月底,朱学范从美国回到香港,把冯玉祥的信交给了李济深和何香凝。回到香港后,朱学范全力投入到民革组织的筹建工作中去。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1947年11月25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第二次代表大会。朱学范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一天,朱学范离开香港赴欧洲。此后,民革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举行了成立大会。朱学范在伦敦得知民革成立的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祝贺。

 

  在中共的帮助下,1948年1月8日,朱学范在伦敦发表了《朱学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表示拥护消灭蒋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拥护土地改革,拥护爱国统一战线,反对美国政府的魏德迈计划及马歇尔计划。1月12日,朱学范还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给世界工联执行局写一份提案,要求世界工联采取措施反对马歇尔计划。这一态度反映了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愿望。

 

  朱学范离开伦敦后,到达布拉格。然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学范被安排经过苏联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2月28日,朱学范来到哈尔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朱学范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激情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全文如下:

 

  毛主席、周副主席鉴: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深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谨此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朱学范

 

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3月4日,朱学范非常荣幸地接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

 

朱学范先生:

 

  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的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此致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

 

三月四日

 

  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复电,给了朱学范极大的鼓舞和安慰。而且传到香港后,对民革的其他同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们尤感振奋。

 

  此后,为了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朱学范到东北的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学习了40天。东北解放区的新气象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染了朱学范。他感到,解放区的天真是明朗的天,生活在这个新天地里的工人农民是真正幸福自由的人。

 

  1948年4月30日,朱学范看到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表示完全赞同。由于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完全拥护。

 

  此后,朱学范参加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1日,朱学范出席了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会议期间,朱学范第一次见到了东北解放区的领导人陈云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介绍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他们目前的奋斗目标。因刚注射过鼠疫的预防针发生了药物反应,朱学范在作报告时突然晕倒在讲台上。正在主席台上的陈云和李立三见此情况,立即将朱学范送到铁路医院治疗。第二天出院后,朱学范继续作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大会以后,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与朱学范联系,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大会之后,朱学范和刘宁一于8月26日共同署名写信给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介绍了中华总工会及其领导人的情况,并表示“中国将从此不再由中国劳动协会,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

 

  1948年9月1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住在马蒂尔宾馆。当天,朱学范也得到通知,从总工会招待所搬到旅馆与他们四人住在一起。朱学范与他们见面,心情十分高兴,并进行了彻夜长谈。10月8日,高岗、李富春等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来征求朱学范和沈钧儒等七人的意见。10月21日,在马蒂尔旅馆里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朱学范参加了讨论。随后又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座谈会。朱学范和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了意见。

 

  1949年1月22日,从香港来到沈阳和从哈尔滨来到沈阳的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历史意义的文件,它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同时明确表示反对中间路线的态度。朱学范通过署名,进一步表明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

 

  同年2月25日,朱学范等35名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等人陪同下,从沈阳来到北平。随后,他参加了新政协筹备的一系列工作。3月30日至4月20日,朱学范参加了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为迎接上海解放的经济问题准备工作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会上就劳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4月下旬,朱学范由李立三陪同,在香港第一次拜会了刘少奇。刘少奇的谈话和革命气魄,给了朱学范深刻的印象。

 

  1949年6月15日,朱学范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朱学范积极投入到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的繁重工作中。9月17日,朱学范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七次会议。

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34名代表,来宾300人。推选毛泽东等89人组成主席团。朱学范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25日,朱学范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发了言,表示了争取革命最后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发言的最后,他情绪激昂地高呼“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10月1日,朱学范出席了开国大典,见证了这伟大的历史时刻。新中国的成立,使朱学范的人生如同整个中国的历史一样,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朱学范为政务院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10月29日,朱学范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指出:“过去的人民邮政、电信业已有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功。随着今天伟大的建设,也可以预知,一定有着伟大的将来,我们怎样去创造将来,这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人民服务,把邮政电信搞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邮电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也是面临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局面。我国幅员辽阔,而旧中国留下邮电设施又是支离破碎。当时全国仅有31万门市内电话,25%的县城没有邮政局,也没有电信局。从北京寄到拉萨的信要绕道印度才能送到。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邮电部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充分发挥邮电部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经过三年恢复,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主要城市通信系统,基本保证了通信需要。朱学范在创建新中国邮电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决定实行“邮电合一”和“邮发合一”的管理体制,朱学范对这一体制深表赞成。在朱学范和邮电系统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邮电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朱学范积极支持邮电工会的建立。1949年,全国邮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朱学范、李景韩、顾锡章、王希贤、陆象贤、宋凤祥、成安玉等为筹委会常委,由朱学范为筹委会主任,李景韩为副主任。在他们的主持下,筹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各地邮电工人在恢复邮政、支援前线、慰劳军队、精简节约和购买公债等活动中,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了带头骨干作用。1950年3月17日,中国邮电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朱学范发表了讲话,阐明了全国邮电工人的历史使命和当前的任务,受到了大会全体代表的热烈拥护。3月27日,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刘寅当选为主席,李景韩、陆象贤、徐欣当选为副主席,朱学范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从此,邮电部和全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人民邮电事业而共同努力。

 

  1950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派出由朱学范任团长的代表团,出席邮电工会国际行政委员会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邮电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第三届代表大会。7月24日,朱学范一行离开北京启程,于8月初抵达布拉格。

 

  8月7日至9日,世界工联产业部邮电工会国际行政会议在这里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联、中国、法国、意大利、捷克、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奥地利、瑞士等13个国家的邮电工会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邮电工人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朱学范在会上表示:“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世界邮电工人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应该是我们邮电工人最高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邮电工作者,要在整个世界的空间和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传播着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声音和消息,普遍而有力地鼓舞着勇敢的情绪,揭破美帝国主义无耻的造谣和侵略的野心和阴谋,使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参加到和平民主阵营这边来,大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朱学范还就如何加强世界各国邮电工人的团结和友谊、推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向大会提出了具体建议。

 

  8月16日至18日,朱学范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以来宾身份赴东德哈莱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邮电工会代表大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朱学范向大会致辞说:“我们中国邮电工人和自由德国的邮电工人兄弟们,虽然分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但是早已使用我们自己的工具———电讯,使中德两国人民建立了联系,更加巩固了伟大的德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亲密的友谊,我们深信这种友谊,对于全世界和平事业,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8月30日至9月3日,朱学范一行来到柏林参加第三届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各国代表共计有3201人。中国代表团不远千里而来参加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德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友好团结。朱学范向大会致辞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布了美帝战争贩子在亚洲的失败。德国人民的胜利,宣布了美帝战争贩子在欧洲的失败。伟大的德国人民在欧洲的胜利和47500万中国人民在亚洲的胜利,已足以证明反人民、反和平的美帝战争贩子已到了穷途末日。

  通过参加以上三次会议,朱学范了解到当时东欧民主国家工会的状况,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的工会领导人了解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中国工会的状况,建立和发展了双方的友谊。

 

  会议结束后,朱学范率领代表团返国。途中在苏联停留,进行了短期的观光游览。然后于9月20日离开莫斯科回国,10月1日回到北京。

 

  1957年12月,社会主义国家邮电合作组织成立。该组织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邮电通信联系、邮电科学技术合作和新技术的研究,统一邮电技术标准和业务规定。从1957年至1966年,中国参加了六次由邮电合作组织召开的邮电部长会议。参加上述活动,对促进中国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多边和双边的联系和技术合作都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58年,朱学范率领的中国邮电部代表团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邮电合作组织的第二次部长会议,随后应邀对波兰进行了成功的访问。1965年7月1日,第六次邮电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学范主持了会议。中国代表和其他成员国代表一起,经过努力,使大会对40多个有关邮电通信技术和业务方面的具体议题通过了决议和建议。朱学范在这次国际邮电活动中表现了泱泱大国邮电部长的雍容风度。会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分别会见了各国代表团团长。

 

  作为邮电部长,朱学范十分关心邮电职工的劳保福利和身体健康。1950年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七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个条例贯彻执行前,朱学范通过争取和努力,并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率先在邮电企业中试行《全国邮电职工疾病伤残试行办法》,受到了全国邮电职工的热烈拥护。

 

  朱学范在致力于发展我国邮电事业的同时,也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为访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南方各个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团由谢觉哉任团长,朱学范是副团长之一。他负责率领访问团湘赣分团。该分团的团长是谭余保。同年8月18日,他们到达老革命根据茶陵县城。茶陵是毛泽东在1927年率领工农红军进入井冈山后亲手开辟的老根据地之一。这一天,茶陵县的干部群众、革命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举行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朱学范、谭余保向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受到反动派严重摧残的老根据地人民表示敬意和慰问。会后该团分成若干组下乡进行访问。这次访问老区,计在各地工作一个多月,接触了数十万老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人民。老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以及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深深感动了朱学范和访问团其他成员,也使他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朱学范还专门发表了《访问湘赣边老根据地》一文,记录了这次访问的过程和感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学范还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有关活动。1953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及各分团组成。总团团长为贺龙,朱学范是总团副团长之一。慰问团从10月20日至12月14日,赴朝对志愿军指战员进行慰问。在这一过程中,朱学范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慰问团副总团长的身份,代表祖国广大工人向祖国最可爱的人表示祝贺和慰问。他说:祖国的男女工人正满怀信心地开展着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为争取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他表示:祖国的工人能有这些成绩,是与你们在前线的英勇斗争的事迹鼓舞着他们分不开的。祖国工人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这次赴朝,是朱学范第一次亲临战场考察。他一次又一次被志愿军指战员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回到国内后,朱学范发表了《亲眼看见的奇迹》等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民革工作的开拓者

 

  朱学范积极关心民革的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革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民革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便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贡献力量。朱学范是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为民革在组织建设方面积极开展了工作。1949年10月6日,由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召开了统一协商座谈会。会议主要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统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统一工作方案。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茶话会,招待民革领导人。周恩来到会并就民革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作了重要讲话。

 

  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58人。会议决定,由以上四个方面的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统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选举产生了由45名中央委员和2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朱学范被选为新的民革中央委员。这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国民党内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成立统一的政治组织的问题,实现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通过这次会议,民革在政治和组织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新中国成立后民革工作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此后,朱学范积极参加民革的各项工作,为民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年“文革”时期,朱学范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1967年8月,邮电部被实行军管,朱学范被停止执行部长职务,邮电领导体制被打乱。随后,朱学范于1968年8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监禁在秦城监狱。1975年5月,朱学范被遣送到湖北黄石干休所劳动。同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帮助下,朱学范得以回北京治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朱学范听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当时,朱学范在北京还没有行动自由,他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朱培庆代他参加哀悼活动。后来,他又发表了《周总理———我的引路人》、《征途指引赖周公》等文章,寄托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哀思。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朱学范得到了平反。1978年初,朱学范接到胡耀邦的电话,祝贺他得到彻底平反和解放,并关切地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朱学范提出希望,将自己的女儿朱培英调回北京。第二天,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通知朱培英的工作单位,立刻将她调回北京。从此,朱学范一家得以团聚。同年2月,朱学范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朱学范恢复工作后,很快参加了民革组织的恢复和民革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到各地进行了调研,就如何开展民革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8月10日,民革中央机关迁回原址办公。同年10月11日至22日,民革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学范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民革章程的报告。大会选举了145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民革五届一中全会上,朱蕴山被选为民革主席,朱学范等人被选为民革副主席。这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而且成为民革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民革继续前进的一个里程碑。在大会召开的过程中,朱学范和与会同志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聆听了邓小平向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发表的讲话。大家无不感到十分振奋。12月15日,民革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由朱学范兼任组织部长。当时,民革中央组织部面临两项主要的工作:一是帮助各地民革组织恢复工作,二是处理大量的落实政策的工作。在朱学范和其他民革中央领导人以及各地民革成员的努力下,这两个方面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适应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朱学范等民革中央领导在民革五大全会后制定“以四化为中心,以对台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地民革组织兴办了一批学校,支持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国家的四化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到1987年2月,各地民革组织和成员办起了274所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当时在校有的20多万人,已结业的有50多万人,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和社会的好评。同时,还兴办了一批企业以及书画社、誊印社、翻译服务社、医院、托儿所、歌舞团、京剧组、电影剧组等社会服务事业,并开展了智力支边工作。

 

  在对台工作方面,朱学范和其他民革成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980年元旦,朱学范通过广播向台湾方面发表了新年致辞,呼吁:“在历史上,很多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始终保持着邮务上的信件往来。”1981年,朱学范在《愿海峡两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写道:“‘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他感叹道:“为什么要让两岸同胞为通一封平安家信有的竟要绕半年地球呢?”民革还先后召开了三次对台通邮座谈会。1982年11月18日,朱学范向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呈送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求报告”。朱学范所发表的关于推动两岸通邮的文章,在海外报刊刊登或转载,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当局在两岸人民的敦促下,终于允许由台湾红十字会转信。

 

  除了开展大量的对台工作外,朱学范还对新时期的我国的对外交往做了大量的工作。1981年12月,他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后,他先后出访了很多国家,从1982年至1986年,他先后接待过五大洲45个国家的79个访华友好代表团。

 

  朱学范始终关注着我国的邮电事业。1984年6月,朱学范应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邀请,到上海指导邮电通信改革,制订邮电发展规划。他在上海三个星期,召开了9次调查会,邀请工程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共同商讨,拟出了一个《关于加强上海邮电通信建设,缓和通信紧张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邮电建设事业的发展不仅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而且要争取适度超前。同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朱学范提出的规划建议,成立一个由邮电部和上海市联合组成的协调机构即“上海市通信建设领导小组”来保障这一规划的实施。这一措施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1984年12月,汪道涵主持召开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朱学范特地从北京到上海出席会议。

 

 朱学范为了促进我国沿海城市通信的改革,以古稀之年还先后应邀到北京、天津、广州、福州和烟台等开放城市,调查邮电通信的紧张状况,与地方政府领导和邮电干部职工研究加快改革步伐,实现通信现代化的措施。1985年3月1日,朱学范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对发展我国邮电通信事业的设想。在信中,他总结了上海、烟台等地可供借鉴的经验:一、依靠国家给予的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二、依靠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通信网。三、鉴于目前城市通信的紧张状况,而通信网的建设周期较长,需要采取若干应急措施。四、我国幅员辽阔,底子较薄,发展通信事业一定要有重点地进行,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更切忌一哄而起。这封信引起了彭真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同年7月9日,朱学范又在国家召开的城市基础设施经济问题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要重视邮电的基础设施》的发言,强调了加强邮电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朱学范常说:“作为一个老邮工和首任邮电部长,我的心始终是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的。”1985年12月,80岁高龄的朱学范又不辞辛劳,对北京、上海、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邮电事业再次进行了专门的调研,并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了报告,就当前邮政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并作了批示。

 

  为推动邮政管理和邮件处理的现代化,以提高我国邮政通信的分拣、传递速度和准确率,朱学范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提出在我国需要逐步推行邮政编码制度。这一制度如今已居全国推行,它使我国的通信事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1985年5月,朱学范在长子朱培根应邀访问台湾后,他在深圳接见了台湾Teisel公司总裁毛渝南先生,并商定,该公司为广东、上海、福建等十几个城市生产S-1240型程控数字电话机的软硬件。经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的批准和邮电部的支持,前后引进价值7亿美元的通信设备,使大陆沿海城市的通信设备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1988年9月,朱学范应《经济参考》杂志的邀请,撰写了《大家都来关心邮政,办好邮政》的文章,再次呼吁加快发展邮电事业。1989年11月,朱学范在京、津、沪第三次、华东地区第一次邮电经济学术交流会上发了言。他指出:在邮电改革的下一步,希望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把引进新技术和我们自己掌握新技术、现代通信设备的国产化结合起来。

 

  1994年5月,朱学范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我国的邮电事业。他通过朱培根第三次访问台湾,联络到台湾统一集团总裁高请愿先生,促成该公司到祖国大陆为实现通信的现代化而投资10亿美元。朱学范对我国的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可谓是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晚年的朱学范对祖国的统一事业寄予莫大的希望。1989年1月1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十周年的日子。朱学范在纪念座谈会上发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的建议,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尽早进行谈判。同年8月26日上午,朱学范在民革中央“台湾厅”会见了“中国统一联盟”第一副主席谢学贤一行。他建议开展党派之间的接触,双方多做实事,从促进“三通”和加强科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交流着手,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的关系。

 

  1990年2月3日,朱学范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愿有生之年,见祖国统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说:“在台湾的国民党内,有我们的许多老朋友,有的曾经同堂亲聆过孙中山先生的谆谆教诲,有的在东征、北伐的重任中共过患难,有的在抗日的战场上同过生死,有的是多年共事的故交。过去,我们虽曾一度分道扬镳,今后仍不难在完成统一的共同目标下握手言欢。谊属同根,友情难忘,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此后,朱学范又先后发表了《继承遗志统一祖国》、《消除障碍促进统一》、《坚持反对“台独”维护祖国统一》等文章。他相信:祖国的和平统一是一定能够早日实现的。

 

  1992年,朱学范已是87岁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仍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经常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及促进祖国统一问题,并与前来医院看望的中共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商量促进祖国统一的问题,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祖国和平统一。

 

  鉴于朱学范的身体状况和民革工作发展的需要。1992年,民革中央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并选举他为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还通过了《给朱学范同志的致敬信》,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赞扬他“主动引退,让位新人”的高尚情操,认为朱老的这种举动“必将对民革组织的新老合作与交替,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1996年1月7日,朱学范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1月19日新华社发表《朱学范同志生平》。

 

  电称:朱学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工会著名领导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在多次遭受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迫害下,朱学范同志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表现了可贵的革命气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朱学范同志崇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始终怀念他们对自己的关怀和教育。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同中共许多领导同志保持深厚的友谊和亲密合作的关系。”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努力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