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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领导人传:何香凝

时间:2016-08-10   来源:省委会宣传联络部

  何香凝(1878—1972),原名谏,又名瑞谏,号双清楼主,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委,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主席

  何香凝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妇女运动的领袖,画坛杰出的美术家。她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她发动妇女参加革命,为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把艺术创作与革命活动紧密联系,她的作品中充满斗争激情、浩然正气。

  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

  何香凝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人,1878年7月16日生于香港。父亲何炳桓,出身于南海县农家,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兼营地产,经过一番艰难奋斗,创下了硕大的家业。何香凝是在香港比较开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很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加上她家境优裕闲适,一直是父母与全家的掌上明珠,自幼便性格开朗,敢说敢做。七八岁时,她就决不妥协地抗拒母亲强行给她裹足,曾一次又一次地剪掉硬性给她缠上的裹足布。她的长辈中曾有人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她自小就听他们讲述“长毛”造反的故事,所以总幻想能像太平军中的女兵那样,凭借一双天足,打抱不平,走遍天下。列强的凶残和祖国的孱弱,她也有深刻的印象,因而自小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她有反抗封建束缚的顽强精神,曾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争得读书识字的权利,从而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的新知识。而那双曾使父母发愁的大脚,后来,却成就了她和廖仲恺的姻缘。

  1897年,何香凝经人介绍,和年轻有为的廖仲恺见了面。廖仲恺自小生长在美国,深知中国人在海外受歧视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落后,中国女人的小脚更是外国人的笑柄,因此,他择偶的条件之一就是女方要天足。天赐良缘,当年10月,何香凝与廖仲恺在广州举行了婚礼。他们结婚后,先是寄住在惠州的叔叔廖志岗的家里,不久改住到广州的哥哥廖恩焘的家中。廖恩焘的住宅在广州河南三官庙,是一座两层小楼房。廖仲恺与何香凝先是借住在楼下一间房子里,后来,为了静心读书,便搬到楼顶平台上的楼梯间居住。这对年轻夫妇每晚都坚持攻读到深夜。他们志趣相投,一起研读诗书,议论国家大事,愤恨清廷的腐败无能,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发愤要承担起救国重任。每逢皓月当空,清光射向斗室,他们便不由产生“人月双清”之感,因此,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这段生活,在何香凝脑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她十分珍惜,以后自号“双清楼主”。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要救国,只有学外国。一时间,变法自强的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地方。1902年,何香凝不顾娘家反对,变卖妆奁,筹集费用,送廖仲恺赴日本求学。同年冬,她抛弃了一向过惯了的优裕生活,也东渡日本,与廖仲恺团聚,1903年入日本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由此掀开了她生活的新篇章。

  当时的日本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异常活跃的地方。何香凝和廖仲恺经常去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同留日的有志青年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黎仲实、肖友梅、苏曼殊、秋瑾等交往密切,他们一起议论时政,相互激励,勃发了推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革命思想。

  1903年,何香凝夫妇在参加中国留学生集会时初次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讲中国积弱太甚,应该发奋图强彻底革命,虽然只是泛泛而谈,但已使他们听得入了神。为了结识孙中山,多听一些革命道理,何香凝和廖仲恺不失时机地打听到了孙中山的住址,几天后专程拜见了他。这一次孙中山谈得很深、很多,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的失败谈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热血沸腾,对孙中山的“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以后,他们又多次到孙中山住处求教,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被孙中山引为同志。从此,他们就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他们接受孙中山的嘱托,组织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学习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何香凝为居住在自己寓所的队员们管理家务,烧水煮饭,乐此不疲。孙中山十分信赖他们,要求以他们的寓所,作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为了严守秘密,不能雇女工。何香凝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她特意搬了家,并开始学习淘米、生火、烧饭等家务劳动。自此以后,他们的家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机关”。孙中山经常在那里召集会议,筹划各种工作。何香凝一面读书,一面身兼联络、勤务和掩护等多项工作。她总是把父母寄给自己的生活费,招待集会的朋友,接济孙中山,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看着孙中山和同志们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做的饭菜;看着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在这里联合组建同盟会;看着同盟会成立后在自己家中接连召开重要会议;听着孙中山和同志们亲切地称自己伯母、“奥巴桑”,她心里有说不出的充实。想到自己的生活变化:从父母的掌上明珠,千金小姐,到做同盟会的下女,粗茶淡饭,忙碌劳累。何香凝不禁莞尔。她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吃苦,是为中国革命!一想到这里,随便什么罪,我就甘心忍受,乐之不倦了”。当1905年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的准备工作就绪时,何香凝也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参加了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

  顽强不屈的民主革命家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廖仲恺也曾多次被派往国内做策反工作。何香凝深知丈夫深入虎穴,十分危险!1909年初,当廖仲恺奉命赴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时,她慨然题诗赠夫:“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身在日本的何香凝渴望早日回国战斗:“故国经年别,求学走他邦。驱除鞑虏贼,还我好边疆。”1911年春,学业期满,何香凝带着一双小儿女———梦醒和承志归国。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何香凝、廖仲恺坚定地和孙中山一起,经历了忍痛让权,组建中国国民党,宋教仁遇刺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逃亡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和第一次“护法”运动等惊心动魄的艰难岁月。

  1920年6月,孙中山派朱执信、廖仲恺到福建督促自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组建的陈炯明部队回广州讨伐桂军。11月,孙中山率同廖仲恺、何香凝重返广州,再组军政府,发起二次护法运动,力图开拓新的革命局面。1921年7月,孙中山出兵讨伐盘踞在广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何香凝同廖仲恺一道,赴广西梧州慰劳部队,鼓舞士气。何香凝和宋庆龄还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动员各界募捐,到前线慰问将士,并动员妇女参加红十字会,担任救护伤兵的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决心扫除军阀势力,颁布命令,分两路出师北伐。然而,当时身兼广东军政要职的粤军首领陈炯明,认为这正是他颠覆革命政权,称霸一方的好机会。他与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相勾结,预谋发动武装叛乱。3月21日,他先暗杀了留守广州、坚决拥戴孙中山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6月14日,又诱禁廖仲恺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16日,趁孙中山从前线回到广州,包围袭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

  何香凝得到消息忧心如焚,她惦念着丈夫的情况,但更忧虑孙中山、孙夫人的下落———孙中山是革命的希望,革命不能没有他。她首先去找孙中山,到处打听,孤身冒死营救。街上到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站岗,不让通过。她就去找陈炯明指定守城的部下叶举、洪兆麟,谴责他们所造成的极大混乱,谴责他们在城里烧、杀、抢、掠;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搞政变,质问他们孙中山、孙夫人在哪里,廖仲恺在哪里。何香凝要求发给通行证,他们就是不给。何香凝说:“你们应该追念孙先生是推翻清朝首创中华民国的人……你们今天应该饮水思源,而不应该这样对待孙先生。”“你们纵不让我去找孙先生,也必须让我去找孙夫人才行。你们应该还记得,孙夫人是我们慰劳会的会长,当去年你们讨伐莫荣新、沈鸿英的时候,她不是和我发起出征军人慰劳会,募了十几万款慰劳你们吗?你们总该容我去找她呀!”她的勇气和诚意,最终打动了陈部官兵。洪兆麟首先开了通行证、派了两个卫兵给她,叶举也派了一部车给她。沿途实在很危险,到处是横飞的枪弹,但何香凝毫不畏惧,她一心要找到孙先生和夫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第一天没有找到,第二天再找,最后在岭南大学一所小房子里才找到孙夫人。宋庆龄为了掩护孙中山脱险,直到最后才突围,因紧张劳累过度而流产,这时正躺在病床上。两人见面后悲喜交集,何香凝一面悉心照料病中的孙夫人,一面安慰她:自己已经有了线索,一定可以找到孙先生。第二天,何香凝找到永丰舰,终于见到了已被困多天的孙中山。何香凝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使孙中山和舰上的人们了解到广州的局势和孙夫人的情况。以后,何香凝主动承担起为孙中山递送信件和衣物的重任,往返永丰舰。她沿途要通过重重哨卡,但从不畏惧,我行我素,陈部官兵对她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佩服。

  何香凝见到了孙夫人和孙中山后,就去找廖仲恺。在廖仲恺被囚后第10天,何香凝来到了囚禁丈夫的戒备森严的兵工厂。看到廖仲恺腰上、手上锁着三道沉重的铁链,身上的衣服汗污不堪,人瘦得皮包骨头,她的心都碎了。一个多月的奔走营救,何香凝四处碰壁,心力交瘁,又患痢疾,几近崩溃,她天天要打针,被迫住进医院,但听到陈炯明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时,又不顾病体四处活动。当何香凝第三次去看廖仲恺的时候,廖仲恺已经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想把遗嘱亲手交给妻子,却被在场的五六个士兵用枪拦住。何香凝气愤已极,不顾一切地大喊道:“你们放枪吧!放枪吧!我是不怕的。”愤然推开士兵,将纸条拿到手中。这是廖仲恺为何香凝写的《留诀内子》二首七言绝句和给子女写的《诀醒女、承儿》一首诗。诗稿显示了他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气概;对子女的期待和对何香凝的信任;托付“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就在何香凝为孙中山和廖仲恺到处奔跑的时候,洪兆麟找到她,对她说:“现在永丰舰天天向我们打炮。我们知道你几次来往永丰舰都没有事,是否你肯再去永丰舰一次,我们派两三个人跟你去,叫孙先生今晚不要打炮。如果你都能做得到,我们明天就放廖仲恺。”何香凝知道他们意在加害孙中山,凛然对他们说:“你们叫我这样,我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孙先生的。我是不会离开广州的,你们想什么时候派人来抓我,我也不怕。”洪兆麟只得很扫兴地走了。后来,何香凝不但拒绝了陈璧君等人组织所谓“劫狱”的计划,也谢绝了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要帮她离开广州的好意,说:“现在孙中山还在永丰舰,仲恺又被囚禁,我除非等到他们都安全脱险之后……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还可以替孙中山先生送信送衣物。”8月初,北伐军迭次失利。孙中山留在永丰舰上孤立作战已无意义,便于8月中旬离粤抵沪,和先期到达的宋庆龄团聚。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这时,廖仲恺的处境更加困难。8月17日,何香凝得到了陈炯明在白云山召集会议的消息。8月18日大雨滂沱,她浑身泥泞顽强地来到了白云山陈炯明的军事会场。与会者无不惊诧!惊呆了的陈炯明为何香凝斟了杯白兰地,要她换去湿衣。何香凝愤慨地说:“雨湿有什么要紧,我今次来,还打算血湿呢!”接着她厉声斥责陈炯明。陈炯明满脸尴尬,推说扣押廖仲恺是部下所为,一面又写条子,说要将廖仲恺转移到白云山来。何香凝把条子掷还他说:“我今天来,是没有打算回去的……我一定要你们今天给我一个决断的答复,就是放他或者杀他”,“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押上白云山就是明放暗杀”。陈炯明自知理屈,又知道自己的部下都对廖仲恺有好感,踌躇再三,勉强同意释放。当晚,廖仲恺回家。何香凝知道陈炯明狡诈多变,于凌晨3点即携丈夫离家出走。果不出所料,上午10时,陈炯明又派士兵赶来抓人,结果扑了个空。何香凝夫妇脱险后,辗转走避香港,再奔上海,与孙中山夫妇会合。何香凝说,这是她一生斗争中,所取得重大胜利中的一件。

  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廖仲恺、何香凝及其领导人孙中山觉悟到必须联合真正的革命力量,寻求新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1922年底,孙中山在苏俄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放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幻想,决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他痛切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必须注入新的血液。当孙中山踏上新的革命征途时,廖仲恺、何香凝给他以坚决的支持,协助他冲破重重阻力,排除万难,去进行对国民党的改组。1923年初,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何香凝是孙中山指定的三个女代表之一,她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三大政策,在以后的斗争中,坚守不渝,奋斗不止。

  国民党“一大”后,何香凝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部长。她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在蔡畅、邓颖超等人协助下,积极推进妇女运动,开办女工学校、贫民医院,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出版《妇女之声》,向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民主革命,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在她主持下,1924年3月广州妇女举行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争取妇女解放!”等响亮口号,在社会上和全国妇女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决定应冯玉祥等人之邀,带病北上,于12月31日抵达北平。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2月,孙中山病重住院治疗。很多有企图的国民党右派和假革命家以探望为名麇集北京。廖仲恺因身兼重任,不能脱身,特让何香凝“到北京去帮忙”。何香凝对孙中山的病也很着急,日夜兼程地赶去北京,和宋庆龄一起,精心护理孙中山。但孙中山的病还是越来越重。何香凝想念着革命的前途,想到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遗嘱,那些连先生在世时都反对他的右派,将会干出什么坏事!所以,她在孙中山说话已经很困难时,催促大家进病房和孙中山商量立遗嘱。孙中山平时总是叫何香凝“奥巴桑”,在临终之际却郑重而断断续续地呼唤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心中酸楚,掩泪和宋庆龄一起走到孙中山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了何香凝的话后,潸然握住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很久,孙中山又挣扎着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去世了,他临终的嘱托,使何香凝深感任重道远。

  力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

  打击接踵而至。孙中山逝世后,以前极力反对孙中山的国民党右派,把矛头指向了忠实执行孙中山遗嘱的廖仲恺,阴谋杀害他。风声越传越紧,何香凝提醒廖仲恺注意,但他说:“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是不能松懈一步的。”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夫妇去国民党总部参加重要会议,到门口时,遭暴徒枪击。亲眼看着丈夫倒在自己的面前,何香凝悲痛欲绝。在医院,她流着泪,向廖仲恺遗体告别说:“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三大政策不能顺利执行。我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把你的工作接过来,一定把它实现。”葬礼结束后,她把出殡时行列前头的大横幅“精神不死”挂在家门口,决心“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廖仲恺去世后,何香凝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去完成孙中山、廖仲恺的未竟事业。生死考验和艰苦的磨砺,使她在政治上日益成熟,意志更加坚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宣传:“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1925年10月,她发起组成“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大力支援农民运动;又创办“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积极开展对东征军人的救护工作,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12月,她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期集中全国妇女力量,致力于民主革命。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她号召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同立于一度战线之上”,才能求得解放;并指出妇女“唯一的生路”,就是努力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工作。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何香凝在会上作《妇女运动报告》的发言,号召妇女起来,“实行国民革命”。会议决定由何香凝、邓颖超和宋庆龄组成《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并通过了她们提交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具体翔实地提出了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强调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同工同酬、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反对多妻制、童养媳和买卖人口,妇女有财产权、继承权等。对开展妇女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她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坚定地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坚决执行三大政策,促使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二大”以后,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势力坐大,形成了新右派集团,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恐惧不安,加紧了夺权活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何香凝闻讯,不顾街上戒严,立即去找蒋介石,愤怒地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何香凝和彭泽民、柳亚子等极力反对,但提案却被通过。何香凝强烈抗议,含泪指出:“‘整理党务案’违背中山先生的真意,中山先生去世不到十五个月,尸骨未寒,这伙不肖之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之后,她继续提出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6月27日黄埔同学会的第一次恳亲会上,殷切希望黄埔同学不要忘记人民的痛苦,不要歧视共产党,她明确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何香凝满怀豪情投身于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她和宋庆龄组织了红十字会、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同北伐军出发,先到南昌进行慰问和救护活动;年底转赴汉口,开展妇女群众运动。1927年3月间,她和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等在汉口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要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她为维护三大政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何香凝极为愤慨,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1927年4月13日,她在武汉发表《蒋介石是反革命派》的演说,要求打倒蒋介石反革命派。22日,又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掩护和营救了大量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她竭力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也拒绝加入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杀害共产党。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她拒绝出席蒋和宋美龄的婚礼,并毅然抛弃国民党强加给她的一切职务,与反动派决裂。

  为纪念廖仲恺一生爱护农工的意志,何香凝在广州创办了仲恺农工学校,培养工农子弟,亲任校长达15年之久。1928年秋,何香凝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以卖画为仲恺农工学校筹集经费。9月,何香凝从广州再度出国,先赴伦敦,后到法国,居留于巴黎郊区的里拉顿岛。赴法途中,她赋诗抒发对祖国的恋情:“我岂忍心离故国?舟行万里物华清。鸟飞有意传音讯,云出无心碍月明。几载兴衰如一梦,卅年惨史待谁鸣?停舟我亦凄凉日,忍听夷歌奏凯声。”在法国,黄埔学生韩涵带去蒋介石请她回南京的口讯,何香凝把写出的七言长诗《出国途中感怀》让他转交蒋介石,诗中有“三民主义今非昔,污吏贪官民怨极”、“可怜十室九室空,民穷财尽饥寒迫”等句,表达了对蒋政权的痛恶。1930年夏,何香凝由廖承志陪同到了柏林,和宋庆龄相会,住在胡兰畦寓所。她们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常常在一起交谈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一天,何香凝画了一幅画送给宋庆龄,上面是菊花和石头,并题诗一首:“惟菊与石,品质高清;惟石与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这首诗,是她们纯洁友谊和高尚情操的写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海外致函上海《申报》转全国兵士民众,告兵士勿为内战牺牲,并谓:“如我国民全体奋发,对日宣战,则香凝虽已老病,不能奔逐疆场,然亦必马上回国,誓随我民众之后,作救护死伤工作,以向日帝国主义致最后之死命。”何香凝担心祖国安危,整装回国。她破嗓裂喉,振臂疾呼,号召国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争,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她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12月19日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斥责蒋介石专制政权的罪恶统治,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及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她用自己卖画所得的钱在上海设立短期妇女救护班,培养战时救护人才,为抗日服务。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遭到驻守在上海的19路军的顽强抵抗。何香凝不顾身体多病,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她致电海外华侨呼吁援助,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国民伤兵医院”,筹募医药财物支持19路军,并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当19路军孤军抗敌,日见危机之时,她扶病同陈铭枢、蒋光鼐一起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增援,然而蒋介石竟然坐视19路军弹尽粮绝,最后失败。何香凝十分气愤,于3月2日在致蔡元培函中,附去诗作《为中日事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强烈谴责了蒋的不抵抗政策。

  何香凝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忠诚拥护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从1932年夏起,何香凝和宋庆龄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营救被捕革命志士,声援并救出廖承志、陈赓等许许多多共产党人。1934年初又发起成立抗日救亡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1934年4月,何香凝与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1935年秋,何香凝和宋庆龄、柳亚子、经颐渊、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十多人,又签名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6年1月他们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救亡奔忙。1936年11月22日救国会领袖沈君儒等“七君子”被捕,何香凝和宋庆龄又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进行营救,迫使国民党当局被迫于翌年7月将“七君子”释放。1937年2月,她在上海同宋庆龄、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建议,认为“只有忠实执行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她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

  在八年抗战期间,何香凝因对蒋介石仍感失望,坚决拒绝到重庆去。1937年冬,她为了避开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从上海迁居香港;日寇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离港经海丰登陆,转赴韶关;7月,迁居桂林;1944年夏,转移到平乐县的八步。每到一地她都积极宣传抗日,为将士们筹募医药、衣物和款项。1939年3月,她在香港著文明确指出:只有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精神,并且要不折不扣去做”,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她努力实行自己的铭言:“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她曾愤怒谴责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也强烈抗议蒋介石发动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罪行。

  1941年1月,当“皖南事变”发生后,她即同宋庆龄等发表通电,严厉斥责蒋的罪恶行径,呼吁全国人民警惕卖国贼的阴谋诡计,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她经手过无数款项支援抗战,自己却靠卖画维持清贫的生活。蒋介石曾派人到桂林给她送去100万元的支票并请她去重庆,她却在信封上写到:“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原款退回。当1944年秋,日军逼近广西,蒋介石再次邀请她到重庆避难时,她还是拒绝了。“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道是无因却有因”。她的《感怀》诗流露出了她的心迹———不肯到重庆去,表示她对蒋已彻底绝望。她嫉恶如仇,爱国情深,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曾写信赞她:“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的三民主义,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何香凝决心联络党内继续革命的同志,重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以便集中力量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1942年定居桂林起,她就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柳亚子、陈此生等人接触,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新的内战。何香凝深恶痛绝,加快了组党步伐。她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要求民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联络工作,她和李济深筹建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6年3月成立,在政纲中规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行动之最高标准”;主张结束蒋介石独裁专政,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民促”建立后积极联络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开展民主运动,并利用各种关系作国民党军队将领工作,动员不参加或反对内战。不久,为避开蒋介石迫害,何香凝随该会中央机构迁至香港。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促”组织,以筹建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进步人士的聚会场所。

  在何香凝和李济深等人的努力下,1947年11月12日,“民促”、“民联”和其他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在香港联合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另组新党,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和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何香凝在大会开幕讲演中,宣布该党的奋斗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并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主席,何香凝任中央常务委员。

  “民革”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大联合,标志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已经彻底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完全站到人民革命方面来了,它说明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彻底孤立,中国民主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了。“民革”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人民解放斗争,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响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何香凝应中共中央邀请,离港奔赴北平,受到了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等的热烈欢迎。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9月,出席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她的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都被选为代表,参加了盛会。何香凝代表民革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她说,现在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协开幕了,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奋斗的目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孙先生了”。她表示相信:只要我们能保持和加强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与毛主席的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德艺双馨的著名画家

  何香凝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运动领袖,而且也是著名的革命女画家。她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诗画辉映,德艺双馨。

  何香凝的美术创作与她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她在日本最初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学习博物科,1908年改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专科学习绘画﹐从师于端管紫川和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并参加了几次武装起义军旗的设计和刺绣、缝制工作。回国后﹐在与廖仲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时,仍抽空进行美术创作。她早期的创作除花卉、风景外,还常以雄狮、猛虎来表现中华民族的觉醒。她画的松、梅冰姿玉骨,傲雪凌霜;狮、虎气势雄伟、威风凛凛。她注重用细致的渲染和精致的笔法,去描绘狮虎轩昂的动态的威猛的神情,富有质感和立体感。其代表作有《雄狮西顾图》、《猛虎咆哮图》。这时期的作品,主要受田中赖章的影响,强调色彩和气氛的表现。回广州后﹐又受岭南画派的影响﹐逐渐从注重色彩﹑渲染﹐转向以水墨为主﹐追求中国画的笔墨韵味。20世纪20年代后期,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何香凝悲愤交集,与之决裂,她辞去一切职务,专心作画。其间曾与柳亚子﹑经颐渊﹑陈树人等组成寒之友社﹐赋文作画﹐抒写胸中积愤。她品质高洁,以诗言志———画牡丹吟咏“皎洁无尘石作家,枝清叶净弃繁华”;画梅花吟咏“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她曾于1929年旅居欧洲,天天作画自娱,“亦以备将来换米之资”。她激于民族大义,于1931年底归国,投身于民族自救运动。12月,她曾发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展出自己和国内各大名家书画,获得很大成功,以拍卖所得,支持抗日救亡。柳亚子先生曾作诗相赞:“健儿塞北横戈日,画家江南吮墨时,一例众芳零落尽,忍挥残泪为题诗。”她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松菊竹雀》(1931)、《春兰秋菊》(1933)等佳作。“七?七事变”后,她向人民宣传抗日,同时卖画募捐筹款,支持抗战。日本投降后,她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辗转到香港进行民主活动。此时的画风较前深厚凝重,其代表作有《云外青山》(1948)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心情欢畅,作画不辍,创作出许多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巨幅山水画。代表作有《梅花松柏图》(1950)、《墨梅图》(1953)、《菊花图》(1954)等,1961年曾合作《万古长青图》祝颂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此时她的诗画,已一扫往日忧愤沉郁之情调,充满了激越明快的生气。

  新中国鞠躬尽瘁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务。虽然年逾古稀,她仍满怀热情参加领导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

  1949年冬,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主持华侨事务委员会期间,她遵照党的侨务政策,积极协助中共中央、国务院制订了一系列促进海内外大团结、旨在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政策。她还运用自己和海外华侨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教育华侨热爱祖国,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大力鼓励归侨、侨眷参加农副业生产,促进祖国经济的发展。对被迫害归国的难侨,认真做好安置工作。她的努力,奠定了我国侨务工作的基础,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了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建设的热情,赢得侨胞的爱戴,被誉为“华侨慈母”。

  作为革命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何香凝在中国妇女界享有很高威望。从1949年3月起至1972年何香凝去世,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她十分关心新中国的妇女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受到全国妇女的敬重。

  1956年2月和1958年12月,何香凝连续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在1960年9月的民革中央第四届全体会议(扩大)上,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在这一任上她干了12年之久,直到1972年去世。作为民革的领袖和民主党派的卓越领导人,她要求民革党员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精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她常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丰富经历向民革党员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民革党员树立了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典范。

  何香凝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认为民革应用好与台湾国民党的历史联系,帮助共产党多做一些工作,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遥望台湾感慨忧,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度白头”。她时时思念台湾的朋友,常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呼吁台湾当局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人人是一家”。

  1953年1月,何香凝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制订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12月和1960年4月,连续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三届副委员长,是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她参加国家领导工作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不顾年迈,经常到各地视察,接触和了解群众,为国家政策法令的制定提供依据。她还经常与国外的朋友和外国政府首脑交往,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了一大批朋友。

  1972年9月1日,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不幸与世长辞,终年95岁。9月5日,何香凝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代表500多人出席。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等处,都下半旗致哀。根据何香凝生前与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遗愿,经毛泽东同意,追悼大会结束后,灵柩由专车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茔。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郭沫若等前往车站送灵。邓颖超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刘斐、朱蕴山等民革中央负责人及何香凝的子女承志、梦醒等护送灵柩到南京。9月6日,何香凝的灵柩抵达南京中山陵,在孙中山陵侧、廖仲恺的墓地,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合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