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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领导人传:朱蕴山

时间:2016-08-10   来源:省委会宣传联络部

  朱蕴山(1887—1981),又名朱汶山,1947年参与创建民革,历任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

  朱蕴山是我国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是不断追求进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者和爱国者。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们的共识———因为这样的评断就生动地写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路上。

  他是一位诗人,为我们留下了上千首诗作。他的人生也像一首诗,像诗一样壮丽,像诗一样豪迈,也有着诗一样的意境。他像一首史诗———他的人生足迹与历史的步伐步步相印;他像一首抒情诗———毕生都在抒发着对革命的钟情和对祖国的爱情!

  少年立下许国愿

  1887年阴历9月18日,朱蕴山诞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嵩寮崖村。那里虽山深地僻,却有着“空中楼阁疑无地,洞里云霞别有天”的胜境佳景。也许正是家乡的灵山秀水,孕育了他的聪灵和如山般坚毅、如水般清澈的性格。

  朱蕴山5岁入私塾,其后十余年间,广读《诗经》、《论语》、《春秋》、《左传》、《礼记》、《资治通鉴》等经史典籍,遍览《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讴歌英雄的小说名著,并大量阅读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及《民报》、《中国魂》、《新民丛报》等传播进步思想的书刊。这不仅使他年仅18岁就在州试中高中第一名秀才,而且使他“读书观大义,心与游侠期”。冒死刺秦的荆轲、忧国忧民的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反清志士吕留良,都成为他少年时期的偶像。

  朱蕴山的父亲朱明升(后更名瑞生),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可以说,在朱蕴山的血管里,流淌着革命者的血液。朱明升虽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隐居故里并遁入空门,但其壮心未已。为酬反清救国之志,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为此,他时常引导朱蕴山关注国事,批评时政,认清清廷之腐败;他让朱蕴山阅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普天忠愤集》等揭露满清暴行的书籍,在朱蕴山心中播下反清革命的种子;他经常声情并茂地向朱蕴山及友人讲述太平军遗事,以自己的斗争经历和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鼓舞儿子的斗志。对此,朱蕴山在其缅怀父亲的著作《先考遗事》中曾有深切的回忆:“忆余为童子时,常聆吾父对客谈太平军中逸事,至终日不倦,或彻夜不寐,尤于英王被诱一节,太息痛恨,至有泣下沾襟之感。”

  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下,使朱蕴山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反清革命,以身许国的志愿。

  1906年,19岁的朱蕴山考入由著名革命家徐锡麟主持的安徽巡警学堂,并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由此,朱蕴山踏上革命之途,开始谱写自己的人生壮歌!

  道梗时危不畏难

  有道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年代,革命者将要经受何等的风险和考验!然而选定了革命之路,决心以身许国的朱蕴山,却心似烘炉,肝胆如铁,历千危而不馁,经百难而不畏,跨梗越险,越挫越奋,始终坚定不移地在革命路途上艰辛跋涉。

  1907年,以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为首的反满革命志士筹划安庆起义,但因光复会成员叶仰高被清廷逮捕,起义计划被泄露。于是,徐锡麟当机立断,决定于7月6日提前举事。这次起义,虽然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击毙,但终因准备仓促,起义队伍势单力孤,当日即遭清廷残酷镇压而失败,朱蕴山等骨干与徐锡麟一同被捕。翌日凌晨,徐锡麟即被处斩,朱蕴山等4位参与刺杀行动的学生也被押赴刑场陪斩。清廷的淫威,不仅未能丝毫挫减朱蕴山的革命之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决心“拼将热血酬心愿,甘戴南冠到白头”。1908年初,朱蕴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朱蕴山从反满革命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

  同年11月,朱蕴山参加了安庆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后,参与者纷纷隐匿、流亡,朱蕴山却坚持留守安庆,并与其他几位同盟会员一起又考入安徽巡警学堂速成科,以图联络革命力量,相机而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占武昌、克汉阳,宣布废除清廷,建立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虽然取得胜利,但胜利果实却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窃国后,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他下令刺杀宋教仁,大批屠戮革命党人,并紧锣密鼓地谋划复辟称帝。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孙中山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发动和领导了倒袁运动。朱蕴山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倒袁队伍之中。1916年4月,他与段瑞兰、杨允中等密谋在安庆发动反袁起义,并为此变卖家产,设立了地下据点,筹集武器弹药。不料事泄,北洋军阀倪嗣冲在武汉电令安徽省警务处提前下手,缉拿朱蕴山、段瑞兰、沈子修等人。朱蕴山的好友、安徽警务处督察长翟少垣连夜亲自把两张出城证交到朱蕴山手中,催其速速离开安庆。朱蕴山为了掩护战友,毫不犹豫地把出城证给了段瑞兰和沈子修,使此二人得以顺利逃往上海避难。他自己却毅然滞留险境,乃遭逮捕。在全国震天动地的讨袁声浪中,袁世凯如热釜之蚁,逐日惶惶,终于在他仅过了83天皇帝瘾后便惊惧而亡。随后,孙中山通电代理总统黎元洪,要求释放政治犯,朱蕴山方得出狱。

  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一桩桩血的教训,残酷的斗争实践终于使朱蕴山等革命者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要实现振兴中华的宿愿,必须首先唤醒大众,提高国民觉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朱蕴山不仅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而且为推动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7年6月,朱蕴山赴上海遍访同道好友,共商传播新文化、介绍新思潮、反对军阀统治之策。其间写下《燃犀录》一书,揭露安徽军阀倪嗣冲的罪恶行径。《燃犀录》油印100余册,分寄京、津、沪、汉等地安徽同乡会,呼吁各地会友同起反倪,救乡救皖。此举令倪嗣冲惊恐万状,许以高官、重金贿买此书,遭朱蕴山坚拒。

  1918年9月,朱蕴山在安徽六安创办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并请至交沈子修出任校长,自己则承担修身课,讲授政治。第三甲种农校成为开展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其学生普遍接受了进步思想。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朱蕴山通过种种渠道把大量革命书刊传入校门,并经常与学生一起阅读。革命教育造就革命人才,他的大批学生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优秀分子,其中不少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骨干。

  1921年初,安徽即将进行第三届省议会选举。代掌军权的倪道烺为使议会成为自己的御用工具,仿效乃叔倪嗣冲包办选举,以巨资进行贿选,公然舞弊。军阀肆无忌惮践踏民主的行径,引起了安徽文化界和教育界群起反抗。朱蕴山在六安组织领导“学生监视选举团”,对选举活动“严重监视,力图自救”。随后创办《评议报》并自任总主笔,揭露安徽政弊和贿选丑闻。但倪道烺一意孤行,又用巨款买通北洋政府,任命他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朱蕴山发动2000余人把守城门,力阻李兆珍进入省城就职。在社会各界开明人士及北洋系一些名流的支持下,驱李运动获得成功,李兆珍省长梦断。新任省长许世英迫于社会压力,宣布第三届省议员选举全部无效,朱蕴山等人发动和领导的这次反贿选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朱蕴山对中共的宗旨和纲领深表赞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者。这一点,我们从1922年5月1日出版的《评议报》“劳动纪念节特刊”中便可得到充分的证明。在朱蕴山主持的《评议报》这期特刊中,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以及《芜湖劳工宣言》等革命文章。朱蕴山还以“稳公”为笔名,亲自撰写了《为做劳动者进一言》。这些文章揭示了劳动者在腐朽社会里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指出了“社会不革命,工人无幸福”的真理,并进而号召“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和他们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1922年6月,混入革命队伍并深受孙中山倚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在当时的革命腹地广州发动反革命暴乱,无耻地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身心遭受沉重打击。在此危难之时,朱蕴山毅然专程赴沪拜望中山先生。他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安徽民众与军阀斗争的情况,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指导和声援,同时提请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随后,朱蕴山又去拜会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参与酝酿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1923年7月,安徽督军兼省长马联甲下令查封《评议报》,朱蕴山被通缉离皖赴鲁。1924年元月,朱蕴山到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欢迎孙中山北上。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中山先生到达天津后,朱蕴山专程前往谒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遗嘱。朱蕴山牢记中山先生的嘱托,决心坚持革命之路,努力完成先生未竟之业。9月,朱蕴山在京与李大钊同志会晤。受李大钊指派,朱蕴山旋即南下上海,与陈独秀共商粉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发动和壮大左派力量之策。11月,朱蕴山赴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二大。抵粤后,经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元月1日—19日,朱蕴山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决定以朱蕴山等9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朱蕴山返皖后立即着手筹备工作,于2月正式成立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朱蕴山任常务委员,中共党员柯庆施任秘书长。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配合北伐,朱蕴山等人策动了六霍起义和太湖起义。起义虽败,却起到了瓦解敌人、鼓舞民心、策应北伐的作用。1927年3月初,北伐军在安徽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欢迎中顺利入皖。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也随北伐军由武汉迁回安庆,并准备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然而,革命的危机正隐于革命的节节胜利之中。就在革命迅猛发展之时,手握北伐军权的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狼子野心日益昭彰。蒋介石进驻安庆后,立即密令其爪牙收买地痞流氓,组成“敢死队”,准备进行反革命暴乱。3月23日,就在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蒋介石收买的这伙反革命暴徒突然发难,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并殴打与会代表。

  安庆“三?二三事件”后,蒋介石踏着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血迹由皖抵沪。4月12日,他脱下最后的伪装,公然举起反革命屠刀,向曾为迎接北伐军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头上砍去!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惨遭杀戮,陈延年、赵世炎等中共领导人英勇牺牲。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于是,宁汉合流,浊浪狂卷,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南昌暴动,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并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蕴山参加了这次起义,并被推举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党务委员会”委员。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包围下,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南下广州,一路上屡遇强敌,虽经英勇奋战终被打散,南昌起义终归失败。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这次会议虽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的瞿秋白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再遭重戕。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使朱蕴山愁肠百结,对革命前途满怀忧虑。迷茫、彷徨之中,朱蕴山痛苦地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暂隐荒江问松竹”。客观地看,朱蕴山的脱党与其说是“动摇”,毋宁说是对党内错误路线的不满和无奈,但终归铸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缺憾”!此后,朱蕴山继续参加和推动反蒋斗争,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参加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朱蕴山愤题《念奴娇》一词以悼战友,表明了其“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誓扫神州腥血”的革命意志。

  甘作抗战牛与马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撤至关内。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立即挥兵南下攻打上海,遭到驻守上海的19路军的顽强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由于蒋介石政府妥协政策的干扰和破坏,淞沪抗战在坚持一个多月后终告失败。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节节退让,朱蕴山发出了“岂可瓦全宁玉碎,国破家亡我何存”的愤怒吼声,表明了自己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

  淞沪之战后,为促成反蒋抗日联合阵线,朱蕴山多方奔走,三次赴港与李济深、陈铭枢商谈,以至积劳成疾。1933年11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福建政变”,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朱蕴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福建政变”失败后,朱蕴山又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于1934年7月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朱蕴山受“革命大同盟”的委派,到天津就任“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在天津,他积极与方振武、吉鸿昌、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并发动和组织民众,有力地支援冯玉祥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推动抗日。1936年2月至1937年5月,朱蕴山三赴太原,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谈,促其联共抗日,为促成中共中央代表与阎锡山的直接谈判,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家、民族之危局,朱蕴山以重病之身,不顾个人安危,历经艰险赶赴南京到八路军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叶剑英同志,商议抗日救国之策。紧接着,朱蕴山回到安徽,联络、团结抗日力量,开展抗日工作。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全面抗战,1938年2月,他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提出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建议。李宗仁对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很快就正式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朱蕴山担任总务部长。不久,又接替章乃器的秘书职务,主持“动委会”的日常工作。“动委会”在朱蕴山主持下,紧密依靠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广泛宣传“团结一心,共同抗日”主张,有效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大批热血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并帮助新四军解决了不少物资困难。

  1938年10月,廖磊主皖,执行反共政策,排挤打击“动委会”中的进步力量。1939年3月,朱蕴山愤而辞去“动委会”中的职务。5月,朱蕴山到重庆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根据他们的建议,朱蕴山于同年8月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蒋介石兼任)的李济深身边工作,负责与张澜、沈钧儒、刘文辉、龙云等西南军政上层人士的联络,推动团结抗日。1940年春,李济深就任国民党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蕴山随其赴桂。在桂期间,他奔走于重庆、成都、雅安、昆明等地,争取国民党军政要员,团结抗日力量。

  1941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为了调解国共冲突及自身的生存,一些中间党派积极筹建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此,朱蕴山作了大量的联络、协调工作。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在重庆召开,选举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朱蕴山担任常委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1942年8月,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穿越中越边界,拟往重庆会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途经广西时不慎被当地地方武装拘捕。朱蕴山受周恩来委托,带着李济深写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信件前往柳州。经其多方努力,终使胡志明同志获释,圆满完成了周恩来委派之任。

  1943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朱蕴山在李济深授意下,到重庆征得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后,赴雅安会见刘文辉,商讨联共反蒋大计。他向刘文辉转达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领导同志以及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的意见,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析之以势,鼓之以气,终使刘文辉认清了形势,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坚定了联共反蒋的决心。11月,朱蕴山由雅安返回成都会见张澜。张澜希望他再赴昆明,去做团结龙云的工作。从1943年11月底到1944年4月初,朱蕴山两赴昆明,与龙云三次密谈,促成了龙云与中共代表的直接联系及其对云南民主抗日活动的保护和支持,对推动西南团结抗日防蒋和民主运动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

  “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朱蕴山一直用自己的足迹证明着自己的心迹。在整个艰难漫长的抗战时期,他怀着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似火丹心,始终像老牛一样忍辱负重、辛勤劳作,耕耘在民族救亡的阡陌,构筑抗日卫国的阵线;像老马一样不畏艰险,四处奔波,穿梭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奋蹄于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之列。

  “团结老人”美名传

  熟悉朱蕴山的朋友们常把他比作梁山好汉朱贵,意在赞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说服动员和团结争取工作。无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朱蕴山都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更以火一般的热情,海一般的胸怀,铁一般的坚毅,及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超人胆识,为分化瓦解反动阵营、凝聚民主进步力量、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竭尽努力,居功至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备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安宁,向往团结、民主。但国民党当局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其还都南京不久就迫不及待地颁布“戡乱”动员令,叫嚣要在“五个月内打垮共产党军队”。面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祸国行径,各地学生纷纷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李济深一方面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一方面开始筹划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委派朱蕴山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947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提出了挽救时局的七点主张,明确了组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思想。7月,朱蕴山自沪抵港,他在听取了李济深的意见后,又分别谒见了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并与中共中央华南局取得联系。1947年秋,谭平山、柳亚子等人应李济深、何香凝联名邀请到达香港。朱蕴山向他们介绍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并与他们交换意见。期间,柳亚子对民革宗旨和李济深领导民革提出异议。朱蕴山对他做了耐心地说服工作,并赠诗相劝:“何须争取中山钵,变作红旗一样看。”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召开。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朱蕴山被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并暂代仍在国外的冯玉祥的政治委员会主任之职。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等代表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五一号召”。是年底,朱蕴山与李济深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受中共中央之邀秘密离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会议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区的强大攻势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随即宣布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4月5日,朱蕴山等4人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乘专机到达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劝其认清形势,结束内战。同时,他们还做了大量争取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工作。由于李、白等人沉迷于“划江而治”的痴梦,此行未获理想成果。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两日后攻占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朱蕴山仍然派专人致信李宗仁,劝其“壮士断腕,放下武器”,真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1949年9月,朱蕴山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朱蕴山以花甲之年,不辞辛劳,不求名利,联络各方,说服调停,促进团结,不愧为革命事业的“团结老人”。

  红旗更映老花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星红旗辉映神州大地。“不同桃李争春艳,愿作群芳过一生”,朱蕴山曾把自己比作一枝普普通通的花朵。虽然新中国成立时他年事已高,已成“老花”,但这枝“老花”不仅未见衰萎,反而在新中国红旗辉映下愈显鲜艳、更溢芬芳。

  他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贡献力量。就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个红十月,朱蕴山即担任了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其后30余年间,他历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主要创建者,朱蕴山连续担任第一至第四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并长期负责组织工作,对民革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深受广大民革党员的拥戴。1979年10月1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朱蕴山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真挚的情感,虽经磨难而痴心不改。“文革”时期,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组织均受到严重冲击,民主党派领导人几乎全遭迫害,朱蕴山亦未幸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朱蕴山眼明志坚,始终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74年初,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朱蕴山愤怒地写下“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将腰下剑,斩尽此妖娆”的诗句,表达了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壮志豪情和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文化大革命”之初,民革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王昆仑即被江青诬为“特务”而遭逮捕,在狱7年受到严重摧残。为此,朱蕴山于1975年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反映王昆仑的冤情,终使王昆仑得到释放。此事不仅表现了朱蕴山对同志的爱护,也表现了他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赖。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病逝。朱蕴山立即致信邓颖超同志,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无比的痛思。唁信中还引用了两句唐诗:“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抒发了他对这位中共卓越领导人的挚爱之情。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朱蕴山喜极而泣,奋笔写下《浪淘沙》一首,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欢呼“打倒四人帮,祖国重光”。

  他关心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关心祖国统一,以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他以古稀之年到祖国各地参观、考察,为祖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欢欣鼓舞。并写下大量诗篇,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表达自己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再尽余力的心愿。他一直系怀于祖国统一,殷切期盼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他多次寄语台湾故旧:“却忆台澎诸故旧,孤悬何不早还乡”,“台澎一水盈盈隔,日暮孤城胡不归”。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盼也切,其意也深!

  在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蕴山以93岁高龄,满怀豪情地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长篇报告。报告中,他要求各级民革组织“坚定不移地把民革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中心上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及所联系人士的积极性,努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努力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号召广大民革党员“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

  1981年4月30日,朱蕴山与世长辞。这位“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的革命老人”(乌兰夫在朱蕴山追悼会上所致悼词中语),以其深深的人生足迹,为我们留下了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和顾全大局、善于团结、艰苦奋斗、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钢铁心肠,平凡面目,子遗之族,无产之友。”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一首诗。